长征副刊丨战将的“勋章”

　　战将的“勋章”

　　■贾 永 王微粒　

　　1934年10月16日，当李天佑率红5师踏上战略转移征程时，离他21岁生日还差3个月。他的身上有6处战伤。

　　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师长中，与李天佑相似——红1军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和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身上也有6处战伤，并且他们都只有一条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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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绍辉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瓦子坪，离韶山冲只有8公里。1927年春节前后，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认识了21岁的彭绍辉。当时，刚刚犁完田的彭绍辉赤着双脚参加了座谈。

　　两人再次相见，是在江西苏区，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的彭绍辉已经成为红军年轻的指挥员。

　　霹雳山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关键一战。时任红3军团第1师师长的彭绍辉率部重创蒋介石嫡系第11师。追击敌人的时候，冲在队伍前面的彭绍辉左臂连中两弹，鲜血染红了衣袖。

　　这是彭绍辉从军5年、5次负伤中最重的一次。盐水消毒，伤口感染;3次手术，全告失败。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

　　失去一条胳膊的彭绍辉重返战场，先后担任兴国模范师、红34师和少共国际师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彭绍辉下颌骨又被子弹打碎。

　　与彭绍辉一样，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也曾6次负伤，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去了左臂。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首诗，连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

　　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斗。还在长征之前，红军就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粤军在寻乌县罗塘镇秘密会谈，双方商定“解除封锁”“互相借道”“取消敌对局面”。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接到周恩来通过粤军电台转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

　　陈济棠担心手下泄露此事，背上通共“罪名”，并未明确下达允许红军借道的命令，只是向少将以上军官含糊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也因仓促突围，未及将准备要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

　　1934年10月21日，当洪超率领担负长征前锋的红4师一路挺进到信丰与赣县交界处的百石村时，敌人卡住了要道。红军只好武力夺路。激战之中，流弹击中了洪超头部。这位年轻指挥员不幸牺牲，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

　　40年后，病榻上的彭德怀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位勇敢的部下，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可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啊!”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奔赴井冈山，当过毛泽东、朱德的警卫排长，21岁就担任了红军主力师师长。高虎脑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恶的一仗。洪超指挥红4师与和红5师一起，打退敌人6个师轮番进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获得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张震将军回忆：“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开始，4年多时间里，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4位师长壮烈牺牲……”

　　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次战斗。由于情报失误，部队陷入被动，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拽：“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红军总司令身先士卒，师团指挥员冲锋在前。这一战，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团级干部全部负伤。一发子弹从杨勇右腮穿入，又从唇部飞出，打落了这位年轻团政委的6颗牙齿……杨勇只得用笔布置任务，鲜血从脸上流到手上，又顺着手中的笔流到纸上。

　　扎西整编，红3军团取消师一级编制，接替洪超担任红4师师长的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分别到第10团任团长、政委，接替李天佑担任红5师师长的彭雪枫改任第13团团长，红5师政委钟赤兵改任第12团政委。

　　精简了指挥层级，充实了基层部队，红军更有战斗力。1935年2月，红军在敌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5日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大捷，张宗逊、钟赤兵身负重伤。医生为张宗逊清除掉烂肉，取出弹头，保住了他的右腿。同样是右腿中弹的钟赤兵却伤口感染了。警卫员胡胜辉回忆，“因为伤口不断感染，右腿连续三次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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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开始长征。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他们的第一步，是向贵州石阡方向转移。一个月后，队伍与国民党重兵遭遇。

　　突击队一次次冲上阵地，又被敌人的火力一次次压了下来。关键时刻，红2军团第5师师长贺炳炎大喊一声“跟我来”，端起机枪冲到了最前面，如虹的气势，把敌人压了下去。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贺炳炎右臂，骨头当场就露了出来……

　　截肢已经无法避免。一块门板搭成手术台，一条毛巾、一把木工用的锯子，成了手术工具。

　　锯子，在贺炳炎右臂上来回拉动，一回、两回、三回……汗珠，从贺炳炎额头滴落到地上，一滴、两滴、三滴……

　　昏迷、苏醒，再昏迷、再苏醒……直到把毛巾咬碎，贺炳炎也没喊过一声疼。贺龙特地把两块碎骨头用布包起来带身上，时常用来激励部队：“看看，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啊!”

　　3个月后，红2、红6军团转战乌蒙山，第6师第18团政委余秋里一天之内左臂两次中弹。“我负伤不久，伤口就开始发炎腐烂，痛得厉害。为了止痛，只能把受伤的左臂浸到冷水里泡一泡，或者用湿毛巾敷在左臂上。”余秋里晚年回忆，“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夹出来，再用盐水洗清了伤口。”茫茫水草地，连把锯木头的锯子也找不到。直到当年9月到达甘南，余秋里才做了截肢手术。

　　1939年，八路军挺进冀中，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迎来了两位特殊的主官——没有了右臂的司令员贺炳炎和没有了左臂的政委余秋里。两人只领一副手套，你用一只，我用一只。上衣也是时常换着穿，贺炳炎的左边袖子磨坏了，余秋里的右边袖子磨坏了，两人一调换，照穿不误。贺龙夸赞说：“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是一只胳臂，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敌人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得老大远，就吓得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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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远征。这是红四方面军转移之后重建的一支队伍，也是长征大军中最年轻的一支队伍。2900余名官兵，平均年龄还不满18岁。

　　12月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此时，敌军突然奔袭而来。激战中，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负伤。

　　程子华双手被打了3个窟窿，徐海东马上顶到指挥位置，带领部队冲锋。子弹像雨一样飞来，徐海东被子弹击中眼睛下方，至颈后飞出，当场昏倒在地……

　　战至黄昏，红军打退了敌人20多次冲杀，毙伤敌人300余名，最终转危为安。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然而，红25军政委吴焕先却未能看到这一胜利时刻——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程子华的双手，留下了终身残疾;9次负伤的徐海东后来因为伤痛折磨不得不暂时告别抗日战场。

　　每一道伤疤，都是一个生死传奇。每一处弹痕的背后，都有一段英勇无畏的感人故事。1935年3月28日晚，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突破川军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开始，24天内连克西岸9座县城、歼敌约1万人。

　　战斗中，第10师第28团团长王近山胸部中弹，昏迷了过去。醒来的王近山未及手术，又让警卫员把他抬到了前线，直至头部中弹再次昏倒在阵地上……

　　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王近山就曾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崖，头部被尖石穿了一个洞。时间久了，部队上下都知道有个听见枪响就像猛虎一般的王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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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9月，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来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声称要找自己的老首长任弼时。看到眼前似曾相识的面庞，任弼时先是一愣，然后大喊：“段苏权，你还活着!”

　　3年前，红2、红6军团由黔东东进湘西，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政委，与师长王光泽一道，奉命向西出击，掩护主力转移。

　　700名战士、300名伤员，3挺轻重机枪和400支步枪……这，就是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全部的“家当”。

　　转战莽莽大山，黔东独立师与国民党重兵周旋，成功吸引住敌人主力，最终弹尽粮绝，王光泽被俘后英勇就义。踝骨中弹的段苏权躲进一个山洞，逃过了敌人搜捕——待到能够行动，便拄着拐杖，踏上了只身寻找队伍的漫漫长路。一走就是3年。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病逝。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回忆说：“长征时，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

　　同样是在红2、红6军团，还有一位未牺牲而被开过追悼会的战将。

　　1935年4月，陈家寨战斗结束，红6军团第17师第49团团长吴正卿发现，团政委晏福生不见了。多方寻找未果，吴正卿忍着悲痛召集部队“为晏福生政委默哀”。就在这时，晏福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步入了会场……

　　晏福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部队又为他开了一次追悼会。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议红2军团、红6军团、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22岁的晏福生任第16师政委。

　　红军三大主力汇合的时刻越来越近，胡宗南、毛炳文两路国民党大军蜂拥而至，夹击堵截红二方面军。红16师临危受命，为红6军团开辟前进通道。在甘肃天水罗家堡，晏福生率领的先头小分队与国民党军相遇。

　　敌机不停轰炸，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爆炸，他来不及躲闪，右臂被炸断。就在这时，敌人包围了过来。晏福生忍着剧痛，果断从高坡上纵身跳下，在一口废弃的土窑洞隐藏起来。

　　红6军团主力脱离危险后，军团政委王震接到晏福生下落不明的报告，迅速派部队搜寻，也没有找到晏福生。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日记中写道：“我部晏福生同志牺牲，干部会议上悼念。”

　　几天后，晏福生竟然奇迹般地回来了，只是那条断臂已经严重感染。军团首长赶紧将他转送到山丹县，由红军医学专家苏井观主刀截肢。

　　三军过后尽开颜。1936年10月，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此时，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陈毅正被敌人围困在丛林中。

　　主力红军长征时，躺在担架上的陈毅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命令红军医院将已经打包的手术器械取出，帮助陈毅取出负伤处的碎骨。

　　由于伤口一直在流脓，警卫员只能用手帮陈毅挤脓血。老红军陈丕显回忆：“连负伤时碎在里面的一块小骨头也挤了出来……”陈丕显说，陈毅常常鼓励身边的战友：“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不得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1936年冬天，陈毅又一次被搜山的敌人团团围住，情况危急，命悬一线。考虑到难以脱身，陈毅把绝命诗藏在了自己衣袋里，这就是著名的《梅岭三章》。后来，陈毅幸运脱险，为这首诗留下这样的序言：“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困。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抗战时期，陈毅向美军延安观察组外交官谢伟思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的生活。”

　　与陈毅一起留在苏区的人，被称为“死亡军团”，九路突围只有三路成功，12位中央分局委员牺牲了5人。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1955年，共和国的一代战将，组成了全世界战伤最多的将帅方阵：10位元帅身上有16个“弹孔”，10位大将身上有37个“弹孔”;1000余位上将、中将、少将中，独臂10人，独腿1人，独脚1名，600多人身上残留着未被取出的弹片……

　　毛泽东同志曾经感慨：“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战伤，军人的荣耀;弹痕，战将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