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的斗争岁月
■宋海峰
嘉陵江畔,距红岩革命纪念馆几公里处有一幢古朴的建筑,深灰色的瓦片,灰白色的外墙。这就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1939年,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租了这幢楼的一、三层和二层东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主要办公点。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红色三岩”——红岩、曾家岩、虎头岩,在山城重庆的茫茫雾海之中,点亮了一盏明灯。
怀着深深敬仰,我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探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的日日夜夜。
一
周公馆展厅展出的10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200多件展品,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39年1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当年,重庆政治环境恶劣,社会情况复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人,镇定自若地拨开迷雾,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不朽的历史贡献。
周公馆会议室内,似乎还回荡着周恩来会见各界爱国人士、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慷慨激昂的声音:“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周恩来有条不紊的谈话,像光芒四射的灯塔,穿透国民党统治区的重重迷雾,照亮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双眼,使他们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面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坚定了他们和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决心。
那些定格在时光长河的瞬间,承载着各界爱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尽故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共产党。宋庆龄感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沉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民盟领导人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他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蒋介石窘迫不堪。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重庆时期,周恩来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并争取地方实力派,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决心与主张,与他们共商抗日民主大计,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方局根据斗争需要,积极开展外事工作。周恩来经常会晤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广交国际友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时任南方局秘书长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一书中回忆,1941年冬,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经过香港到达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在接待他时,就抗战等方面情况进行交谈。他回美国后,积极动员在美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八路军、新四军。
正如《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的精辟之言:“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
1941年元旦刚过,重庆雾霭弥漫。一道来自皖南的急促电波划破浓雾紧锁的夜空,传到了周公馆: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途经安徽泾县茂林附近,突遭国民党8万多人的包围和袭击。
新四军将士奋起自卫还击,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出面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然反诬新四军为叛军,悍然撤销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获悉这一情况后,周恩来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道:“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刊发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的《新华日报》前,我不禁驻足沉思。1941年1月17日深夜,获悉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周恩来以无比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把对殉难的新四军烈士的哀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慨全部凝于这25字当中。
在周恩来精心指挥下,《新华日报》将版面作了特殊安排,用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国民党当局,于次日广泛发行,揭穿了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绝妙,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欣慰之至”。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为揭穿蒋介石反共卖国的阴谋,周恩来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质问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你们为什么不顾人民的愿望及自己的诺言,公然撕毁国共两党协议,调遣重兵进攻解放区?”周恩来理直气壮、一针见血,令张群无言以对。
三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这场关系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复杂斗争,在当时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篡夺胜利果实的斗争。
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连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欢送的军民挥帽告别——凝望着周公馆内的这张图片,中共中央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萦绕耳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进行谈判,并为谈判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重庆谈判彰智勇。其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陪同下,广泛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工商界、新闻界、妇女界和国际友好人士接触,争取了许多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绚丽的一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在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从而争取了主动,赢得全国人民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日益陷入孤立、被动。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代表最终达成《双十协定》。
走在周公馆的回廊里,我想起电影《重庆谈判》中的一个镜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感慨道:“我们毕竟完成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今天才松了一口气呀。”周恩来说:“写在纸上的条款只有用诚意来履行才有意义,才不辜负40多个昼夜的心血呀……”《双十协定》公布不久,蒋介石便撕破“和谈”的面具,全面挑起内战。但重庆谈判有力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掀开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新篇章。
初春的山城,乍暖还寒。仰望曾家岩广场矗立的周恩来铜像,无尽的温暖和感动涌上心头。他风雨兼程、辛勤奔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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