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 朴素的理
■王 爽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她没有机会上学,只在弟弟上学时陪读旁听了两年——没有书本和文具,仅认识了一些字,学会了简单的数学运算。
1950年,15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村妇联主任、乡团委书记等职务。平日里,母亲经常早出晚归。除了组织乡亲们耕种、卫生防疫等,她还常常在村里或去乡里开会。母亲能吃苦,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和嘉奖。在我们当地,曾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吉林有个刘素范,组织群众搞生产……”1953年,母亲被评为“吉林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
母亲在乡里工作几年后,生病一直未能治愈,便辞去工作,回了农村老家。回到屯子后,她一直是乡亲们的主心骨。谁家遇到大事,都会请她想办法、拿主意;生产队遇到棘手的事,也会来征求她的意见。
有一年夏天,一支部队拉练路过我们屯。当时天色已晚,官兵打算在屯子里住宿。把几百名官兵安排在一个仅有200多人口的屯子里,民兵连长有些束手无策,便来找母亲拿主意。母亲当即说:“不能让咱子弟兵没有休息的地方。炕铺不够没关系,咱马上动员各家各户搭板铺。”
母亲和民兵连长分工,一个动员前街,一个动员后街,各家纷纷用桌椅板凳在室内搭床铺,很快就解决了部队官兵的住宿问题。
母亲心灵手巧,手脚麻利,针线活在屯子里数一数二。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是母亲当村干部前在裁缝铺当学徒时用的。农闲时节,母亲总是最忙的。张家求她做一件褂子,李家请她做一条裤子,她的缝纫机旁总是堆满了衣物。母亲给乡亲们做过的衣服不计其数。她不仅无偿帮忙,还常搭些兜布、扣子、棉线等。她说,只要大家爱穿,她就高兴。
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1989年秋,54岁的母亲被确诊为乳腺癌。其实,她患病已有好几年了,只是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并不清楚。母亲是个坚强的人,若非病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的。直到她手术前,大夫喊我去签字,我才知晓她患的是乳腺髓样癌。
母亲一点也不慌乱,与同室病友有说有笑,还告诉守在一边的二姐和我不要害怕。
手术前一天下午,母亲把我领到人民广场中间的公园里,坐在长椅上,慢条斯理地把后事向我一一交代,叮嘱我好好工作,照顾好两个弟弟。
那天,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2个小时后,护士出来喊:“刘素范的家属过来!”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接过护士手里举着的输液瓶,随手术车进入护理观察室。我们轻轻将母亲抬到病床上。那浸满鲜血的纱布,从母亲的腋窝一直延伸到另一侧的肋下……
1990年9月,我到长春市某区人武部工作。母亲常常教育我:“端着国家的饭碗,再有贪心那就是傻了。”
前几年,有人提醒母亲:“现在有新政策了,凡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劳模,政府都给发补助。”母亲和我聊天时说:“过去的档案材料,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时候的奖状很多,可惜如今只剩下一枚奖章。”
我说:“奖章怕不行,放在谁手里,不就成谁的了吗?”
母亲说:“当时怕发错了,都给我们刻上了名字。”
我接过母亲找出来的奖章,看到背面确实刻有她的名字,便说:“我找人问问吧。”
母亲说:“不行就算了,别给政府添麻烦。”
后来,我请朋友认真进行查证,在一本《吉林省建国初期大事记》的册子里,找到了参加那次表彰大会的劳模名单,母亲名列其中。朋友告诉我,到当地政府再开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了。
我连忙赶回老家,按要求到村委会和乡政府开了相关证明。后经长春市总工会确认,给母亲落实了相关待遇,每个月发千余元的生活补助费,平时看病住院也有专项补助。母亲很高兴,多次对我们说,党的政策真好。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县城或省城工作生活,母亲不习惯城市的喧嚣,一直住在屯子里。她要求我们,没事不要跑回屯子里看她,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每隔两周给她打一次电话,说说各自的情况就行了。
在屯子里生活多年,母亲积极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为村里出谋划策……虽然年事已高,但她热心不改。2023年9月,88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母亲的那枚奖章,在褪色的红绸布里依然锃亮。奖章上刻着她名字的笔画里,沉淀着半个多世纪的霜雪与荣光。她长眠在黑土地深处,却把一些朴素的道理种在了我的心里。我生命里所有的春种秋收,都是她未写完的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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