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兵书气自雄

　　腹有兵书气自雄

　　■刘 阳

　　1936年9月7日、9月26日、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3次给我党驻东北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刘鼎写信，请其尽快送一些有关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兵书。收到所要的兵书后，毛泽东快读、细读，很有收获。

　　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常读兵书，还组织人员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集结成《中国军事思想丛书》，供各级指挥员学习。同时，他还组建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学习借鉴西方军事理论。

　　“胜利的总结里，除了宏大的原因，一些细节同样不能忽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于当年的我军抗战，国民党一名高级将领曾说出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共产党军队除有坚强之领导、极端之英勇，难能可贵并急需我们学习之处是，他们始终重视学习科技和兵法。

　　兵书，研胜战之著作，是兵家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蕴含胜战之谋、砺卒之智、治兵之策;兵书，兵必读之著述，是哺育军人和将帅成长的乳汁。军人，尤其是肩负“统率千军之大任”的指挥员，腹有兵书气自雄，“观兵书战策多也”。

　　从古至今，战场上的决胜之道，往往始于案头上的方寸之间。一个真正谋战向战的军人，无不对兵书“读习而后得”，无不是“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正如吴子所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晨练宝剑，夜读兵书”，是卓越战将的一种常态。像王翦，“每日战毕，必秉灶夜读兵书”;像狄青，“晨闻鸡起舞，夜烛读兵书”;像朱可夫，“对各大国军事著作均有一定研读”。

　　“熟读兵书，深谙兵法”，是优秀名将的一种追求。像岳飞，“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以习之”;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征战随身携带《亚历山大远征记》。

　　“熟读兵书百卷，韬略生焉。”革命战争年代，纵是戎马倥偬，军事政务繁忙至极，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跟毛泽东同志一样，不放弃学习兵书。

　　刘伯承同志博学勤学兵书，对许多名篇都能熟背。朱德同志称赞他“有古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邓小平同志赞颂他“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陈毅同志写诗表扬他“苦学入梦寐”。

　　1942年，彭雪枫同志在写给妻子林颖的信中说：“《战争论》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于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内当可完工。”

　　粟裕同志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博览兵书，潜心钻研，并把自己的所学应用于战争实践，攻无不克，被誉为“常胜将军”。

　　周士第同志对兵书手不释卷，翻阅其读过的《读史兵略》，蝇头行楷的批注里，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所得所悟给人启示。

　　王近山同志的背囊和案头，军事书一大摞：《斯巴达克斯》《太平洋争夺战》《孙子兵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读兵书，既须温故，更须知新。“尽信书”，必然输。三国时期，马谡把兵书上的“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奉为圭臬，致使“置之死地”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唐朝时，房琯曾在山里苦读10年兵书，却在“安史之乱”中不知随机应变，居然用中原古战车法去对决沙漠骑兵，结果大败。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任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应是对兵书的态度。战胜不复，形于无穷。正如《武经七书直解》对读兵书的要求：读兵书，要下手从实做工夫，要将名将行过事迹体贴分晓，先要识得虚实，要知多方以误之之法……

　　“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人读等身书，如将兵十万”。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吟诵唐人殷文圭的《赠战将》：“阵前战马黄金勒，架上兵书白玉签。不为已为儒弟子，好依门下学韬钤。”饱读兵书战策，深研军机戎事，使那一卷卷伴青灯黄卷书写的兵书，在结合实践、学以致用中不断吞吐出新时代的芳香。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