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博弈与“大陆形象”敌化建构——建构主义的视角

   　摘要：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都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

　　关键词：两岸博弈;大陆形象;敌化建构

　　在台湾，“大陆形象”基本上循着两个面向进行建构，一个面向是“敌化”，一个面向是“丑化”。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本文试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析，抛砖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主权利益的追求。”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

　　亦即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也是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驱使成的;二、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认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认为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并不遵循一个不变的秩序或原理。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应从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构性作用。温特在他的集大成之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他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的行为，而且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而后一种则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

　　温特认为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不单是物质现象，还是理念现象，在物质世界(指行为主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的状况)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与知识的世界——由“共有的理念”所组成的世界(指的是行为主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信仰、规范、理念和认识等)。这个世界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体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具体体现为各种观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与交锋。通过如此的理念交流，国与国之间会形成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而这种“认知”与“态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观结构”。依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社会结构由三种基本成分构成：可以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温特认为，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只有通过共用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具体来说，各行为主体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各行为主体之间互信程度越高;而物质资源通过各行为主体所分享的知识结构而获得含义，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主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做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

　　除了“共有理念”，“身份”(或角色)也是建构主义核心概念之一。温特将“身份”作为“行为主体”的属性，温特认为身份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他认为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该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一种是其他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身份是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构起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国与国关系和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类似，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家之间进行社会性的交流和互动，也会建立“共有的理念”，作为国家理念的组成部分，塑造着该国对自我身份和他国身份的认知。

　　由于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并非来自于天赋，而是在国际交往进程中确定的，这就为动态考察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温特认为由国家之间交流和互动，建构而来的“共

　　有理念”可称之为“无政府文化”，由此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温特指出，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维持，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关系的确定，身份一旦确定，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他将“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以“人人为敌”的“敌人文化”。在这一无政府结构中，温特指出，一国对于他国的角色定位是“敌人”。一旦角色确定，国家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就会是：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摧毁或征服敌人;并不考虑可能的毁灭性后果，单纯只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方;重视相对军事力量;无限度地使用暴力。

　　洛克文化是“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存”的“对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地位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承认相互主权，并因而有一个共有的期望——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与自由;由于主权制度的存在，安全已不再稀缺，因而国家会更加考虑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康德文化是“非暴力、互助”的“朋友文化”。康德无政府结构的角色确定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解决争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简而言之，就是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说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会有争端，只是确定朋友间的冲突不会再以暴力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由于预期其友谊的持久性，争吵就不会有损其对彼此的互信。

　　不管是“敌人文化”、“对手文化”还是“朋友文化”，都是在国与国互动中由其他国家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换言之，一国的国家形象是由该国与他国之间建构的“无政府文化”类型所决定的。霍布斯文化塑造的是“敌人形象”，洛克文化塑造的是“竞争者(对手)形象”，而康德文化塑造的则是“朋友形象”。(三种“无政府文化”类型，见下表)

　　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

　　建构主义使我们了解到国家形象并非全由物质力量或实力所决定，它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并且，从本源上而言，国家形象可通过行为体不断互动建构出来，并得到一些模式化的社会实践而不断维持和加强。[1]其次，依据语言建构主义而言，论述可以建构社会事实，可透过语言与符号再现某些非物质性事物的功能事实，譬如“货币”，我们不单能从其物理属性建构对它的认知，我们还可以用语言和符号将其意义再现出来。国家形象亦是如此，它是非物理性的东西与概念，需透过语言与符号再现产生。国家形象需透过传播媒介再现与反映，才可能形成一国或国际社会对于另一国总体的评价和看法。诚如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再现是一种过程，通过它，一种文化中的大众成员以语言(广义的定义为任何调配符号的系统，任何意指系统)而生产其意义。

　　二

　　国家形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社会事实，同样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从上述说明可知，因语言符号在社会建构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并与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体系联结一起，并由媒体再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塑造有关他者对某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与看法。

　　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

　　两岸互动对于“大陆形象”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代两岸分裂以来，两岸建构的“共有理念”(无政府文化)，只有马英九当政时期，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搁置争议，短暂建构了积极、善意、“互帮、互助”为特征的康德文化的伙伴关系，两岸也因此达成很多协议，收获不少成果。除此之外，无论是两蒋时期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关系结构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类型，即双方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塑造的形象是“敌人”的形象。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联合国，且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然而国内形势却日趋严峻，举国盼望的和平局面没有到来，盼来的是国共全面内战。历经三载即胜负已分，超出许多人的想象。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国民党军则一路溃败，最后于12月退守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台湾问题也由此产生。

　　不偏不倚地来看，中国实质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政治实体，一个占据了大陆，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败退到台湾，名字叫“中华民国”。在“台独”因素尚未形成干扰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博弈和斗争从未停歇，两边均宣称自己代表整个中国、领土和人民。一方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念兹在兹地是要“光复大陆”;而另一方面，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天天喊着“一定要解放台湾”。两岸争的是“文化正统”和“中国”的代表权。

　　但无论如何，那个时期的两岸维持着“两岸同属一中”的共识。双方在追求统一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均主张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中国”的认同和感情是一致的、明确的，双方的分歧无论多么严重，均认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分歧，也就是说双方一方面政治上高度对立对抗，另一方面在“一个中国”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认知上又高度契合。也正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八九十年代返乡探亲的开展和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相继成立以及两岸两会的协商谈判以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达成。虽然从总的角度来看，那个时期两岸互动建构的是一种“霍布斯文化”，维持的是一种敌对关系，但两岸均将对方视作同胞兄弟，两岸同为中国人的认知根深蒂固，与李、扁、蔡时期建构的霍布斯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分裂后的两岸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台湾基本遵循了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属于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实现了经济腾飞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而毋庸讳言，大陆的社会主义实验明显走了弯路，建国后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当中，但天佑中华，在结束十年“文革”后，中国大陆终于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虽然两岸所取得的“成功”均无法“折服”对方归心于己，但很明显，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和中国政府的“解放台湾”都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美苏争霸的日趋激烈和地缘政治的客观要求，中美建交提上历史日程，两岸围绕“中国”代表权的斗争也一举扭转乾坤，1971年10月25日是第25个台湾光复纪念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得到恢复而“中华民国”代表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驱逐，无可名状的“挫败感”结合了对中共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成为那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此后的整个七十年代，一连串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成为台湾人悲情意识新的构材，也成为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时代“创痛”也成为日后“台独”分裂势力经常消费的历史情结。

　　但接下来八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件无疑扩大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分歧。在台湾，蒋经国生前主动结束长达38年的威权统治，将台湾推上了以民主化和本土化为特征的政治转型之路，解除报禁党禁，虽然取得不俗的“民主成就”，但长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再也无法独占和独断各种政策尤其是大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而大陆，执政党于“六四”事件之后吸取社会动乱的教训，选择了一条强调社会稳定与改革开放并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济民生得到空前发展与改善，却也因“缺乏民主”而被诟病为“极权”。两岸的差异无可避免地扩大和深化，从价值取向到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再到社会文化，所有的维度上都出现了断裂，同文化间无可救药地出现“类文明断层线”，从而在两岸民众日益密切的交流交往中引发不适、龃龉和冲突;而两岸之争也因为“台独”因素的加入，从昔日的文化正统之争顺势演变为“统独”之争。而台湾内部，在合力的作用下政治变迁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台湾这艘航船越来越不顾一切地从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掉头而去，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因为立场的不同，面临重新选择与站队，统与独，蓝与绿，重新被定位。“台独”幽灵的肆虐，使原来存在于两岸的共识——“两岸同属一中”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挑战。

　　1987年，在大陆强烈呼吁与不懈努力下，台湾当局迫于民意的压力，被迫开放台湾民众返乡探亲，以此为契机，两岸同胞开始密切往来，两岸结束长期隔绝对峙，两岸关系出现难得的缓和的趋势。然而在外交领域的较量和斗争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两岸依然维持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的架构，且各自拥有数量不等的建交国。虽然这些年里，围绕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创造性地为台湾以适当的名义和适当的身份参与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安排，比如，体育领域的“奥运会模式”、经济领域的“WTO(世界贸易组织)模式”、“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亚洲开发银行模式”等。但台湾一方面在被迫接受安排的同时也总是指责大陆“打压”，一方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伺机冲撞“一个中国”框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也自然引来中国大陆的反对与遏阻。大陆政府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当局寻求突破这一框架之间的矛盾成为一条主线。“台湾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努力从没有停止过，也不断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因此在国际社会祖国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成为……未来两岸较量的又一主线”。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或者换句话说，台湾寻求外交“突破”与大陆全力“遏阻”，便成为两岸互动的标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陆所有反独促统、遏制“台独”的作为一概被诬指为“打压”、“霸凌”、“鸭霸”、“欺负”、“矮化”，所有“让利”、“惠台”等政策措施一概被曲解为“统战计俩”而遭漠视。在“台独”势力的持续冲撞与破坏下，两岸维持的“一个中国”共识逐渐模糊和消失。在逐渐绿化的台湾媒体的不断渲染下，一个负面的“敌人”形象被建构，并且凭着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成功影响了公众认知。在台湾公众认知里，大陆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这在历次民调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

　　两岸因为政治分歧与对立而争执不休，龃龉不断，硬实力既无法令对方屈服软实力又无法令对方折服，在李、扁、蔡独派执政的时期，两岸争衡变得越来越无情无义。两岸在国际间的争衡、折冲，无疑对台湾民意转向起到重要影响，恰恰是这三十年间，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在内外部环境的涵育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无疑又反过来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反作用。两岸同胞间留下的本应该是守望相助的温情，回望历史看到更多的却是相残相杀的创伤记忆，一种固定的憎恶感积存于两岸民意，一旦遇到节点，就会形成“零存整取”的效应，变成对彼此的不满与怒火倾泻而出，对两岸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阋墙之争的残酷越来越失去“相容相忍”的影子。从两岸官方层面互动的过往可以看出，如果两岸“对抗、互撕”，建构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敌人的形象”，无论是两蒋时期两岸之“正统”之争，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之“统独”之争，都是如此，所建构出来的“大陆形象”一定都是“敌人形象”。

　　近些年来，一方面，随着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双方差异性因素难以掩饰，成为引发“恶评”甚至导致冲突的重要渊薮;另一方面，两岸“政府”层面的外交博弈无可避免地外溢到体育、文艺等传统与政治不相干的领域，屡屡酿成“文化冲突事件”，这些事件诸如2006年世界青少年运动会“抢旗风波”、2009年高雄世运会旗帜事件、2010年东京电影节大陆退赛事件、2013年“张悬事件”、2016年“周子瑜事件”、各种封杀涉独台湾艺人事件、2017年《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事件、2018年“刘乐妍风波”、2018年“九二面包风波”，以及2019年55届金马奖傅榆涉独事件……，这些“文化艺术”领域互动的泛政治化操作，在资讯畅达的台湾，所有这些方面均是新闻炒作的极佳素材，每一个新闻事件都会被利用，平面媒体会连篇累牍的结合新闻发表耸动的评论，电视节目除了滚动播出的新闻画面，再配上一些名嘴、政客跑出来“带风向”，而社交媒体更是将文字、图画、音视频符号运用到极致，更多的煽动言论、耸动新闻随处可见，恶毒的言论会迅速颠覆舆论场，掀起双方“骂战”，极度恶化两岸民众感情，强化两岸民间对立气氛，每每引发台湾人的集体屈辱感。彼此充满不信任，敌意如影随形，戾气无所不在，交锋自然难免。

　　三

　　从两岸博弈的过往可以看出，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成功建构起了“互帮、互助”的“康德文化”，两岸关系是一种“朋友”关系，双方搁置争议，互释善意，互动热络，充满两岸一家亲的气氛，也因此达成很多协议，收获不少成果。然而由于积怨太深，两岸互动的基本模式，无论是两蒋时期两岸之“正统”之争，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之“统独”之争，不外乎是互相丑化、互相恐吓、互相叫嚣、互相竞争，这样一种“对抗、互撕”的模式，建构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毋庸讳言，“台独”和反“台独”是两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而对立性和对抗性是两岸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建构下，以负面形象为主色调的“大陆形象”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扎下根来，挥之不去。这些负面形象是多棱复合体，首先，大陆政府是“不友好”形象，再加上台湾媒体习惯于将“中共政权”误指为“极权政权”和“贪腐”;而对“一国两制”又素无好感，认同“一国两制”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他们眼中的大陆民众，更是素质低下的形象……。

　　两岸是要走向对抗互撕，还是走向互帮互助，是选择“霍布斯文化”还是选择“康德文化”，建构一种“敌对关系”还是建构一种“朋友关系”，关键就是要看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关键是否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一再证明，是否承认“一中框架”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是否顺利的关键。否认“九二共识”，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对两岸现实的挑战，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也就成为两岸关系的常态，两岸的和平也就无从谈起。（作者 安拴虎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