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中国转变为成熟大国仍须韬光养晦

　　(助理记者　徐媛)4月15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程与经验”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王建朗主持，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章百家受邀主讲。章百家说：“20世纪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主动迎合世界潮流分不开，中国从新兴大国转变为成熟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谦虚谨慎，切不可操之过急。”

　　章百家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作为外交发展的一个大时期，并根据这一时期外交格局的三次转变来划分阶段，以此梳理革命的中国与美苏冷战的碰撞。新中国成立后，外部是一个两极世界，内部实现了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中国内政和中国外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外交格局的变动相当清晰地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估算及其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问的互动。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一政策。“‘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积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根据章百家的划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几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乾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章百家认为，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起，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这时起，中国逐渐走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整个60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在这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首先，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还在继续，但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国际局势表现为紧张与缓和的轮流交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两大阵营从这时起都遇到了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最后，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

　　章百家指出，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10年初期，中国外交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1年l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第一次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外交政策时，章百家表示，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并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在这一阶段的实践和探索中，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过一些挫折。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

　　章百家接着梳理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面向世界的中国外交。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为配合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8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整中美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章百家强调，在上述政策变动的表象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一，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在重新阐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提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第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最后，章百家指出，外交政策能不能保持连续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讲中国外交“十年一变”，这一次国际形势有很大变化，而中国外交没变，这是一个一国外交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章百家说：“没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同时这和邓小平有很大关系，就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这词儿，只有中文有，外文几乎没法翻。”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还总结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并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章百家认为，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站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可以说加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而这种复兴其实就是迎合两股最重要的世界潮流，一股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一股是现代化。世界潮流的影响不可抗拒，但它也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世界潮流的发展对中国反动的、保守的势力总是不利的，而为中国先进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提供了机会。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要求中国不能仅搞实力外交，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所主张的原则将在价值观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一种成熟的现代外交必定会在中国同世界紧密联系的环境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