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阅兵回顾（一）：1949年建国大阅兵——新中国第一次 意义重大

【华夏经纬网综合媒体报道】阅兵是古今中外一种传统的军事仪式，更是综合国力的展示。它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威、军威，最能积聚军心、民心。受阅部队表现出良好的形象和精神状态，武器装备则逐渐实现国产化和现代化。这些阅兵活动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护旗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盛大阅兵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大阅兵。首都30多万人参加了开国大典，陆海空三军部队1万多名官兵接受了检阅。

早在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就决定要举行此次阅兵，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此次阅兵，专门成立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朱德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这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聂荣臻时，专门指示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受阅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共1.64万人，他们精神昂扬，很好地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阅兵式结束后是分列式，当时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参加分列式的以陆军中的步兵为主，加上少量的炮兵和装甲兵。在分列式时，有一辆装甲车在行驶到天安门西侧时，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驾驶员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前面这辆熄火的装甲车顶到了西长安街上。

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这天毛泽东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他后来曾回忆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尽管此次阅兵并不能算是完美，但它毕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奠定了新中国阅兵式的基本框架，此后我国的历次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均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此次阅兵可谓是意义重大。

“凑”出来的“万国牌”装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革命战争年代，“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军武器装备大都是缴获的“万国牌”。为了阅兵的整齐划一，开国大典阅兵指挥部命令各部队，将缴获的一些比较新的武器装备集中调配给受阅部队使用。受阅装备有轻重武器110多种，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工厂。

1949年开国大典时，为向世界展示我军空中实力，经过改装镶有金黄色红星的17架美国造飞机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天安门上空飞过，给当时关注新中国的各界人士的印象是，中国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空军，参加受阅的飞机有无数架次。

尽管开国大典阅兵使用的是“凑”出来的“万国牌”装备，彰显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奋战，打下红色江山的万丈豪情的人民军队。

带你了解开国大典阅兵细节

【1949年7月决定将阅兵式作为开国大典三项内容之一】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阅兵总指挥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杨成武兼任阅兵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

【阅兵式地点有两套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一是西苑机场】

当时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各有优缺点。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无疑会增加热烈的气氛和效果。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阅兵方队的排面不能太宽。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但缺陷是，首先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不如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较远，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

两套方案，阅兵指挥部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最终，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将阅兵式地点定在天安门。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顺序，这与以后历次国庆阅兵都不同】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他们当中许多是“重庆”与“灵甫”两舰起义的官兵。当他们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顿时群情激昂、欢声雷动。这不仅因为海军是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也是因为海军的服装特别——以蓝白色为基调，与草绿色的陆军服装明显不同；大檐帽、水兵帽、飘带、披肩更是海军特有的。

开国大典阅兵式是按海、陆、空的出场顺序。当时的习惯叫法是“海陆空军”，如“海陆空军大元帅”。而1950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都是按陆、海、空的顺序。

【受阅步兵统一使用“三八大盖”】

水兵方队之后是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诸方队。担任步兵方队领队的是两位“老”红军——32岁的步兵199师师长李水清和他的搭档、年仅30岁的师政委李布德。30岁出头当师长，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战争造就人才，他俩十三四岁就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1955年都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

据说李水清将军是影片《打击侵略者》中志愿军李军长的原型。李将军回忆说：“开国大典头天晚上，我与两千多名受阅官兵几乎一夜无眠，崭新的军装整了又整，手中的武器擦了又擦，许多人还用鸡油擦拭枪械钢盔，使锃亮的装备更显威武。”

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所以战士手中的枪械五花八门，严重影响受阅时的持枪动作，也有碍观瞻。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日本制造，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生产，由于枪身上有一防尘盖板，故称“三八大盖”)。

【阅兵方案中本来没有安排空军参加】

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8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8月下旬的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也组不起来。

这样，就增加了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的精彩内容。一开始只安排9架“野马式”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南苑机场观看完飞行表演后，朱总司令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后来，又有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三架刚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加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9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开国大典阅兵过程中通信系统曾遭到强烈干扰

人物小传:艾平,陕西省米脂县人，1932年11月生，1945年1月入伍，曾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员、报务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平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员，住在北京西山长安寺内。

1949年9月28日上午9时，艾平接到中央军委无线电总台台长田宝洪的通知，称有重要任务。

艾平见到田台长还没坐定，田台长就向他宣布:“根据上级的命令，决定组建开国大典应急通信无线电特遣队，由你担任队长兼中心台台长，刘文淼、袁育体、王文海、谢耀恒为队员。”

时间紧急，准备工作只有1天多的时间。根据通信联络方案，艾平随即召开会议，作了简要的战前动员，对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并制定了各台的番号、呼号、频率和通信简语等。

艾老说，由于此次任务用的电台都是全新的美国报话机，这种机器性能很好，但体积大，还特别重，约有30多斤，我们背着机器在附近选择了5个点反复进行调试和演练，很快掌握了这种报话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当时，北京刚刚解放,形势非常严峻。

为防止受到骚扰，上级下了死命令:10月1日零点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不管碰到任何复杂的情况，都要确保万无一失！

9月30日下午2点，艾平等通信保障人员从军委无线电总台驻地出发，约4点左右到达位于北京西单的开国大典筹备处接待站报到。

接待站领导给他们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要求:特遣队除了在有线电通信网络遭到破坏时紧急替补外，还要保障开国大典仪式的应急通信指挥。

晚上11点多，他们就进入了各自的执勤位置，并做好了一切准备。艾平负责的主台位置在天安门金水桥旁边，刘文淼等4个队员分别在西单、前门、东单、广场中心，他们分别持有各个区域的通行证。

“我的通行证是可上下天安门的‘红色特种通行证’，和他们的不一样。”艾老自豪地说。

10月1日上午8时许，东边阅兵部队集结区使用的北平邮电系统的旧线路，一条电缆干扰较大，天安门前声音顿时传播失真。

特遣队无线台随即跟上，传递信号，解了燃眉之急。

阅兵过程中，由于播放军乐和解说词所使用的大功率高音喇叭对有线通信系统的部分线路造成强干扰，致使电话不能正常使用，指挥部队传达口令遇到了困难，特遣队受命立即开通无线通信，一个个命令清晰地传达出去。

当日20时30分，特遣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奉命撤离值勤点。

在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军队也曾多次举行阅兵——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江西瑞金检阅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正式举行的阅兵典礼。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８月１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举行规模盛大的“八一”阅兵。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八路军南下支队举行隆重的誓师出征阅兵式，毛泽东、朱德等检阅了南下支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举行的唯一一次阅兵。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在城区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４１军部队。这次阅兵也被人们称为是定都北平的奠基礼。

由于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武器装备不少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仅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德式、英式、苏式等，所以有人说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是“万国牌”。

当时，由于只有１７架飞机，而且还是东拼西凑组装起来的。演练中，这些飞机经过天安门上空的时间太短。于是，有人想出一个主意：速度较快的９架Ｐ－５１型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ＰＴ－１９型教练机和Ｌ－５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样一来，人们看到的受阅飞机不是１７架，而是２６架。

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军飞机的偷袭，年轻的中国空军还实行了世界阅兵史上绝无仅有的战机带弹受阅。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迄至当时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新网、央视网、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