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力量—读〔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他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毕森在好友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奔赴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亲眼见证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回到美国后，毕森将到访延安四天四夜的记录与见闻进行整理，撰写出《1937，延安对话》一书。该书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2021年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毕森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面对面采访，并看到了他们身上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军民们乐观的精神面貌、高昂的士气给毕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毕森看来，延安所留给他的那种强烈且持续的影响，并非仅仅由于在那里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因为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正是这种无法言传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无数追求自由和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到延安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毕森在书中感慨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想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

　　毛泽东独特的气质魅力给毕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森这样描述道，四十三岁的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毕森也与周恩来、朱德等进行了面对面地接触与采访。在毕森眼中，周恩来“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朱德“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

　　与毕森一同前往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为《1937，延安对话》一书撰写的英文版首版序言中提到：“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值得注意的是，毕森出生在传教士家庭并服务于美国政府，但是在延安的特殊经历使他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高尚道德情操所折服，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倾其所有，竭力推动团结的潮流”

　　《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揭示了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力量，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和高度来推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毕森的采访反复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正如毕森所观察到的，“当我们与延安领导人交谈时，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大义，要把占领了东北、入侵了内蒙古及华北、眼下正威胁要发起更大进犯的日本人彻底地驱逐出去。这，才是高于一切的需要。为了能以中华民族之全力对付日本而采取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主旋律的基调，出现在共产党发出的所有声明之中”。

　　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能够建立统一战线，只要国民党能够合作抗日，他们愿意让步并牺牲一部分利益。毕森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毕森一行在奔赴延安的途中恰巧注意到了周恩来回程时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与周恩来进行访谈后，毕森了解到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举行过五次，“从大局上来看，双方目前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总的和解条款。但是，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具体的细节上进行探讨。”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的同时也做了“四项保证”，这是对国民党做出的重大让步和牺牲。

　　毕森惊奇地发现，尽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重重阻力，但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对未来前景充满了自信和乐观情绪。在毕森问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的阻碍因素时，毛泽东指出，“至于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团体，可以看到来自三个源头：一个是国际上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个源头，是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日派，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第三个危险因素，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我们应该观察得到，抗日战线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朱德也表示，“从当前取得的国内和平来看，就能够检验出，统一战线是成功的”。

　　透过毕森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他们站在了当时中国任何党派都站不到的高度。正如毕森在书中得出的结论，“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倾其所有，竭力推动团结的潮流。早在那年春天的几个月里，为促使中国达到团结的一些关键活动，便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而延安的领袖们，恰恰是这些关键活动的中心”。

　　“共产党正在拼命努力，推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主要的特点是用基本的原始资料还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理论探索与科学设想。

　　毕森认识到，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建设方案。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毕森在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后得出了答案。周恩来表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是最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为抗日战争做好准备，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运动。两个轮子会同时转动，但是抗日的轮子要成为前面的那个轮子。现在我们要采取政治斗争，通过和平的斗争方式，去创造一个全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中国在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后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由之路，这一点在毕森与毛泽东的访谈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毕森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坦率真诚的看法。“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将会发生的。在民主共和制建立起来之后，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将是下一步的任务。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毕森在书中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一系列主张和设想。在毕森看来，“共产党呼吁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当时倡导的民主选举方式，正在陕甘宁边区得以落实;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竭力倡导推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温和的农业改良政策建议等等。毕森最后总结道，“共产党正在拼命努力，推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毕森到访延安的行程仅仅四天四夜，但他在延安所记录的两本笔记和拍摄的大量照片真实再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历程，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