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与地方诗歌总集

作者：张冬冬 商艳玲（邯郸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清代官员与地方诗歌总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处理政务之暇，热衷于此项学术活动，以主持、合编、作序等不同形式加入此类总集编刊行列，为地域诗歌文献的保存与传播，为地方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清代前期，许多文学造诣颇深的官员，如施闰章、曹溶、王崇简、宋荦、王士禛等，对地方诗歌总集的编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为续明人梅鼎祚所辑《宛雅》，施闰章与蔡蓁春同辑《宛雅二编》（《续宛雅》），“蔡子大美（蓁春）广搜，属余严拔。余芟者十之三，入者十之一”，此书刊行于施闰章担任山东学政之初。曹溶于广东布政使任上与幕宾朱彝尊合编《岭南诗选》。为甄录《岭南诗选》，朱彝尊搜集了大量岭南诗人诗集资料，为后来选编《明诗综》提供了文献支撑。王崇简“积十余年心记手录，渐成卷帙，乃与二三友人互相参定”，数易其稿，博搜约取，最终于礼部尚书任上完成了《畿辅明诗》的编刊。宋荦官江苏巡抚时，与幕宾邵长蘅合编《江左十五子诗选》并刊行于世，此后宋荦又重刊《梁园风雅》《中州名贤文表》。王士禛论明代布衣之诗，首推新安吴兆、程嘉燧二人，后来士禛任职于刑部时，“以暇日芟其繁芜，撷其菁华，各得诗三百余篇”，选刊《新安二布衣诗》。这些总集所录多为续补、汇辑明代或清初诗歌文献。

清代中期，诸多任职于地方的学者型官员，如卢见曾、阮元、曾燠等，热衷于地方诗歌总集的编刊，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所编总集多体例完备、卷帙浩繁。卢见曾于第二次任职两淮盐运使期间，延揽众多学者，如宋弼、董元度、惠栋、沈大成、王昶等，进入自己幕府，这些人曾协助其编纂《国朝山左诗钞》，成六十卷，该书凡例云：“得人六百二十余家，得诗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见诗一百十九首。”阮元于浙江学政任上辑录《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协助阮元编纂《淮海英灵集》的学者有陈焯、赵蕙棻、陈文述等，该书收录清初至当时江苏扬州府（含通州、如皋等）诗人八百六十五位，诗三千余首，刊刻于嘉庆三年。《两浙輶轩录》收录清初至当时浙江诗人诗作，“得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阮元于浙江巡抚任上刊行此书，朱文藻、陈鸿寿、法式善等曾协助阮氏编刊。阮元又安排王豫与阮亨编纂《淮海英灵续集》。曾燠辑录《江西诗征》历时二十余年，最终刊刻于两淮盐运使任上，全书九十四卷（附刻一卷补遗一卷），收录自东晋至清代江西一地诗人二千四百余位，诗一万四千八百余首，另有歌谣、谚语、谶记、散句若干。另外，此期有些府县官员对地方诗歌总集的编刊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吕肃高于长沙知府任上重订并刊行廖元度所辑《楚风补》《楚诗纪》。张邦伸于襄城知县任上选定耿蓂所辑《氾南诗钞》，并出资刊行。

清代后期，官员编刊地方诗歌总集整体情况较前一期渐趋衰落，所辑内容或为一代，或接续前中期，所录区域重心转向府县。如：徐宗干于泰安知县任上辑刊《山左明诗选》《山左诗选》。陶梁于大名知府任上编刊《国朝畿辅诗传》，崔旭、梅成栋、高继珩等幕宾曾协助陶氏编选。汤成烈任缙云知县，“辑志之暇”编纂《缙云文征》（诗文合集）。朱绪曾任职浙江多地，编纂《金陵诗征》《国朝金陵诗征》“用力勤而计功最”；其曾于嘉兴知县任上参与编刊《梅里诗辑》《续梅里诗辑》。潘衍桐于浙江学政任上，“以六百日之久，集数十人之力，博收慎选”，编刊《两浙輶轩续录》。桂中行于徐州知府任上辑刊《徐州诗征》《徐州二遗民集》，前书由王亦曾、冯煦、陈环等协助甄采。

清代官员除了主持、合编地方诗歌总集外，还以作序、鉴定、资助等形式推进此类总集面世与传播。作序，如：“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四川、前两江总督、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孙士毅为顾光旭所辑《梁溪诗钞》作序。江苏学政李联琇为顾季慈所辑《江上诗钞》作序，后又为茅炳文所辑《师山诗存》作跋。遵化知州陈以培、山东即补道赵国华为孙赞元所辑《遵化诗存》作序。鉴定，如：袁文典、袁文揆所辑《明滇南诗略》书名页题“大清嘉庆己未镌/莱阳初颐园先生鉴定”，初彭龄（颐园）嘉庆己未（1799年）已任云南巡抚。知县焦云龙为贺瑞麟所编《原献诗录》《原故诗录》鉴定。资助，如：阮元资助王豫编刊《江苏诗征》，阮氏序云：“柳村（王豫）欲有所辑，名之曰《江苏诗征》，余乃岁资以纸笔钞胥。”王豫序称：“历十二寒暑，得人五千四百余家，编成一百八十三卷，……戊寅（1818年），阮公开府两粤书来，索稿开雕，节署镌成。”太守王嗣衍、知县孙谠曾资助《毗陵六逸诗钞》刊刻，知县瑞宝曾资助《端溪诗述》刊行。

清代官员为何热衷于编刊地方诗歌总集？曾燠在《江西诗征》叙中说：“著录家总集之例，或断代以举其凡，或画疆以搜其佚，大要因文考献，义存掌故，与一意论文者别。其画疆而论者，或出之乡人，或出之官其地者。宋孔延之《会稽掇英集》、董弅《严陵集》及近世所传《粤西诗载》皆官其地为之也。钱谷《吴都文粹》及近世所传《山左诗钞》《槜李诗系》《松风余韵》皆其乡人所自为也。絜诸古采风陈诗，二者义皆有处，然推之《小雅》诗人桑梓敬恭之说，则出诸乡人为尤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刊，“出诸乡人”胜于“官其地者”，桑梓情怀使然。在任职地，有些清代官员编刊了当地诗歌总集，还有些清代官员编刊了乡邦诗歌总集，即“出诸乡人”。清代官员以保存乡邦诗歌文献为己任，网罗散佚，表扬先哲，延续故土诗脉，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另外，“官其地者”编刊地方诗歌总集，意在绍复诗教传统，便于地方治理与文化繁荣。桂中行在《徐州诗征》序中强调诗歌“亦守土者所有事哉”，可以“宣民隐、章俗尚、敷政教也”，有助于地方教化。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輶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地方诗歌总集的刊行对于引导地方士风、繁荣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官员所编刊的地方诗歌总集的大量出现，带动并影响了各地地方诗歌总集编刊的迅速发展。以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为例，纵观清代山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脉络，可以发现《国朝山左诗钞》刊行之后，引起了编刊热潮，除了影响《山左明诗钞》《国朝山左诗续钞》等省级总集之外，各地编纂者在《国朝山左诗钞》基础上纷纷补辑当地诗歌。李衍孙认为《国朝山左诗钞》辑录其郡诗四十余家，“搜罗不能尽”，因此编成《国朝武定诗钞》。王赓言认为：“故卢雅雨运使《山左诗钞》、张南崧学使《续诗钞》登诸城诗数百首，计百余家，外此不能及也。顾《诗钞》系通辑一省之人，渔洋、清止、荔裳诸公外，其余每家钞录不过数十首、一二首不等，割爱者甚多，后之读者终以未见全豹为憾。”于是辑成《东武诗存》。此外，周翕鐄《即墨诗乘》、孔宪彝《曲阜诗钞》、王钟霖《国朝历下诗钞》等总集的成书亦受到《国朝山左诗钞》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云：“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清代官员凭借其学识、地位与影响，使诸多散见于各处的诗歌文献得以集中，使众多即将散佚消亡的诗歌文献得以留存，促进了地方诗歌总集编刊的繁荣，为后世保存了大量诗歌资料，这些资料可谓地域诗歌文献之“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