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遗址：多民族共筑共生的融合之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是元代的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都城遗址。2012年，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苏珊指出，“中国元上都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元上都遗址珍藏着多民族共筑共生的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百年辉煌，生动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多元融合的设计理念

元上都城址的建立，是元代多元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其城市建制蒙汉杂糅，结合了多民族的设计元素，形成了既有游牧民族地域文化色彩，又有中原汉地建筑特色的城市建筑群。元上都的都城形制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四周搭建了四方形的城墙，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清晰的中轴线，划分出整齐对称的街道。中轴线两侧建设有大型建筑，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建中立极”的思想。元上都的整体布局秉承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建筑理念，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

在元上都的营建过程中，多民族士人出谋划策，共同参与。忽必烈派遣刘秉忠负责元上都的选址与建造工作，中原人董文炳、贾居贞、谢仲温负责董领其建造工程。水利家郭守敬开凿了铁幡杆渠，巧妙地将铁幡杆山汇集的洪水引入滦河，避免上都发生洪涝灾害。西域人扎马鲁丁将阿拉伯的天文学技术传入中国，负责上都司天台的各项事务。元上都的营建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

至元三年（1337年），上都开始营建宫城的主体建筑——大安阁，它是将宋代与金代故都汴京的熙春阁迁建至此。作为元上都的正殿，是元朝皇帝处理朝政、接见外国使臣、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这种对中国式建筑的移植，象征着元代对中原王朝正统性的承继。大安阁高220尺，是一座纯木质榫卯结构的楼阁，殿阁面阔9间、进深5间，寓意为“九五至尊”，气势雄伟，元人周伯琦曾有“大安御阁势岧亭，华阙中天壮上京”的感慨。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安阁西南角出土的汉白玉雕龙角柱，柱上有五爪腾龙、牡丹、菊花、荷花的浮雕，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

除了汉式建筑大安阁之外，元上都的西北角还有竹宫这一颇具游牧民族特色的帐幕建筑，别称为“棕毛殿”，蒙古语称“昔剌斡耳朵”，意即黄色的营帐，是元朝皇帝举行大宴的场所。马可·波罗记载道，此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片，运之他所，惟汗所命”。竹宫的规模很大，可以容纳两千多人，这座宏伟的帐幕是对蒙古传统建筑习俗的保留。

在宫殿楼阁之外，皇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有大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两座佛寺，东南角修建了上都孔子庙，庙西还有供国子生学习儒教的房舍。皇城内还有道观、清真寺、城隍庙等宗教建筑。元朝皇帝对各类宗教信仰持自由包容的态度，使得多元的宗教文化得以在上都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元上都多元融合的设计理念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完美地结合于金莲川草原，承载了元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巩固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

两都联动的政治架构

上都，又有上京、滦京和夏都之称。早在忽必烈称汗前便是重要的政治区域。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命汉人官员刘秉忠选址，历时三年建成开平府，并从漠北草原移驻此地，建立了由蒙、汉、藏、维、回等各族谋士组成的金莲川幕府。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开平府成为全国的首都，后升开平府为上都。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确立两都巡幸制，即每年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元上都不再是边塞，而是与元大都并列的政治中心，两都联动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皇帝即位、政务处理、觐见蒙古王公贵族等重要的政治活动都在上都进行。元朝皇帝每年在上都处理政务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御天门前开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元帝在上都发布的诏令可以迅速到达大都，效率极高。为了沿袭蒙古皇位继承程序，六位元朝皇帝在元上都即位并依照惯例召集忽里台会议。元帝巡幸上都期间，觐见蒙古王公贵族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这对稳定蒙古内部的统治秩序有积极的效用。

在两都的政治联动下，各族文武官员和机要大臣扈从皇帝来到上都，辅佐皇帝处理朝政事务。在这过程中，各族官员对元朝统治区域有了更为恢宏的视野和认知，产生了对漠南地区和蒙古习俗的新的体认，加深了他们对元朝正统性的认可。同时，各族官员的到来也为元上都增添了多元的政治文化色彩。

在扈从的队伍中，多民族的文士通过诗作记录了元帝巡幸上都这一盛况及途中的所见所闻，以示对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的歌颂。畏兀儿官员廉希宪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之地，天下视为根本”；色目官员马祖常记载道“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万岁迎君王”，各族士人的诗作承载了元代两都联动的政治实态的历史记忆，再现了元代跨族群文士在元上都交流交往的生动场景。

在草原地区营建元上都，既是元朝皇帝顺应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也是其对习惯定居生活的中原士人需求的考量。实行两都巡幸制，则是基于元代特殊的统治情况作出的最佳选择。元朝的统治疆域辽阔，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还可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促进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元上都作为统治者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地区，北连朔漠，南控中原，其地理方位的设置为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都联动的政治架构继承了游牧行国风俗，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实现了对农牧两大区域秩序的整合，对元代的国家治理具有关键作用，加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谐多元的社会生活

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会之都和国际性大都会，元上都的社会生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的文化在此充分地交流与融合，增添了元上都的文化多元性。元帝巡幸上都期间，上都还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宗教祭祀、宫廷宴会、狩猎等一系列的活动链接了各民族的来客，发达的商贸活动也繁荣了元上都的城市生活。

多种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元上都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宗教人士扈从元朝皇帝来到上都从事宗教文化的传播，如帝师、喇嘛僧人、玄教首领等。他们在到达上都后，会受到皇帝的召见，进行多样的宗教活动。如帝师和喇嘛僧人会为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举行受佛戒仪式；每年六月，上都会进行盛大的佛事活动——游皇城仪式；道士会在寿宁宫设醮；蒙古人固有的祭天祭祖仪式亦会在上都进行。此外，还有众多随驾前往或自行前往上都的喇嘛僧人，其人数众多，导致驿站交通异常繁忙。

元上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成为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重镇，各族商人、物产循着驿路交通深入蒙古草原，极大地丰富了上都的商业生活。上都的西关，是各国商人、各族民众进行交易的地方，来自各地的商人络绎不绝，不同地区的物产汇集至此，形成“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的繁盛景象。商人、士人、外国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等在上都交错杂居，促进了上都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推动了各民族、各地域之间文化、物产的交流与传播。

元帝巡幸上都期间，还会举办大型的宴飨活动，尽显元朝统治者对各族官员的恩惠及各族士人和谐共处的盛景。例如，每年六月三日，元廷会在上都举办诈马宴招待王公大臣，这是元代独具特色的，集宴饮、歌舞、摔跤、杂技和百兽戏于一体的宫廷盛宴。杨允孚记载道“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届时参加人数众多，宴会开始前有大臣宣读成吉思汗大札撒，各族官员皆身着皇帝颁赐的质孙服出席，一同体验蒙古宴会风俗和饮食风尚。

此外，元帝在巡幸上都途中和到达上都之后，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一活动亦是盛大且热闹的，既属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也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各族官员在参与和观看上都狩猎活动时，既能了解到蒙古人的尚武精神和娱乐风俗，又能在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濡染下，吸收多样的文化元素，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情感，深化对元朝大一统政权的政治认同。

元上都作为多族群人员交往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草原都邑，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带来契机，是元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如今的元上都遗址见证了元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一直延续至今，呈现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中华民族的稳定性与巨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