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知名的人道主义组织，起源于1863年在瑞士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76年改称现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于19世纪晚期传到中国。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迄今已走过120年的风雨历程，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织。作为舶来品，红十字会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又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呢？

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与“三个一”分不开：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本书。一个人，即被称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一场战争即索尔弗利诺之战，一本书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

亨利·杜南1828年5月8日出生于瑞士，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商人。1859年6月25日，他在意大利商业旅行，途经卡斯梯哥里昂镇附近的索尔弗利诺，目睹了一场惨祸——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鏖战厮杀刚刚在这里结束，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战地。杜南见此惨状，立即组织当地医生乃至妇女、儿童，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那段“不愉快的往事”激发他去“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他开始撰写《索尔弗利诺回忆录》。1862年11月，该书在日内瓦出版后引起轰动。书中对那场血淋淋的屠杀细节的真实描写，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强烈震撼。在书中，杜南提出两大设想，“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后来，他的设想成为现实，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

1863年2月9日，第一大设想实现——“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由杜福尔将军任主席，委员有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医生、莫诺瓦医生和杜南（兼秘书），史称“五人委员会”。1864年8月，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有瑞士、比利时、丹麦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通过了史上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即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杜南第二大设想实现。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颠倒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救护及保护性标志。这就是“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红十字运动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1901年，因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亨利·杜南被诺贝尔委员会授予首个和平奖。这项崇高的荣誉，他当之无愧，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赠言所说：“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这一荣誉，因为是您在40年前发起了在战场上救护伤兵的国际组织。没有您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取得‘红十字’这个19世纪最至高无上的人道成就。”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逝世，终年82岁。而此时，他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1948年，他的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这便是“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的由来。

“红十字”在中国的启蒙。近代以来，红十字会开始“登陆”中国，但其在中国的“着陆”并非一帆风顺。这需要一场“红十字启蒙”运动加以推动，即红十字组织形式以及人道、博爱的核心价值观被国人认知、接纳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近代大众传媒的“新”媒体——报纸，成为最重要的载体。

早在1874年，《字林西报》《申报》就开始将红十字的理念介绍到中国。1874年5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字林西报》就战争救护问题发表评论，非常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原则。《申报》对《字林西报》的时评表示赞赏，认为这种救护组织“不分彼此，设法治伤，此亦仁义之行也”，希望中国加以效仿。遗憾的是，两报的评论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这三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在华的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先后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开办红十字医院，收治伤兵。为了提供后援保障，旅沪英国传教士、驻沪总领事以及洋商，在上海成立红十字会，筹款募捐、提供后援保障。有识之士以《申报》为载体，陆续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条约》《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对杜南开创红十字运动的业绩、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创建红十字会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合情入理、生动服人的论说。文章指出，红十字会具有中立性，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红十字是国家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申报》的宣传鼓动，将红十字启蒙运动推向深入。

除《申报》之外，《集成报》《时务报》《岭学报》《万国公报》《政艺通报》《外交报》等报纸，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正是这些“新”媒体的推动，红十字文化在一定范围尤其在东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设奠定了社会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启蒙宣传和实践探索，1904年3月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兴已是水到渠成。

“红十字”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之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主义赞歌。“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历久弥坚？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融相通。”

中国是“仁”的国度，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是博爱，墨子的“兼爱”同样是博爱，按照墨子的话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这些都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博爱之谓仁”。仁就是博爱，博爱就是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虽然名称不同，但对博爱理想的诉求并没有本质区别。

有趣的是，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一进门就有一块用隶书书写的警示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恕道”被视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更能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仁爱”与红十字会秉持的人道博爱精神有共通之处。正因为如此，当博爱文化以红十字会为载体远渡重洋“登陆”中国，便迅速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对接与融合，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

因为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仁爱”观念深入人心，中国早已形成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仁爱传统，激励着历代国人乐善好施。因此宋明以来，安济坊、孤儿院、栖流所等慈善机构数不胜数。这些慈善团体，敬老助残、抚孤育婴、济贫救难，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浓郁的仁爱慈善氛围，为红十字会落地生根创造条件。红十字会之所以在中国找到生长点并不断发展壮大、欣欣向荣，毫无疑问得益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慈善文化传统。

（作者系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