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记》中的耕与读

曾巩（1019—1083年）是北宋最有影响力的古文家之一，他的《南轩记》是一篇自勉性文章，也是宋代较早明确表现士人耕读生活的记文。读此文，可以了解曾巩的人生志趣与道德追求，也可看到他在清寒生活之中持道自守的自我训诫。

《南轩记》作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曾巩与弟弟们在南丰耕作谋生。至和元年，曾巩已三十有六，稍有积蓄，在城郊十余里的田边修建茅屋，名为“学舍”，用以藏书、读书。南轩是“学舍”中向南的一间。曾巩在这里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历练，并在《南轩记》中记叙了他的耕读生活与人生思考。作为土地的主人，他在这里躬身进行农事劳作。“得邻之茀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有幸得到一点田产，以篱笆围起，栽植竹木，种植谷蔬，导水灌溉，亲力亲为。从事劳动生产，他在四时轮换中，开垦、栽植、灌溉、收获，农忙甚至会在田间地头吃饭、夜宿。天暖水绿时急于耕地，晴日抓紧赴田中劳作，与弟弟们共同收割新稻。既是生存的需求，也有心性的磨炼、价值感的获得，他体会了穰穰满家、稻足鸡肥的喜悦。物质生活逐渐获得改善，正是曾巩带领家人勤于稼穑的结果。

“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躬耕田亩之中，居于幽僻之地，切合他的本真性情，“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有余地可修建茅屋，在此休憩，是难得的闲逸之乐，因此曾巩说，“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以廊庙之贵、万乘之富也不愿交换。不过，于他而言，这不愿交换的，是少有的安闲，更是既耕亦读的生活。曾巩在这茅屋收藏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书籍，达两万余册。书籍的时间跨度大，从秦汉至宋皆有收入。曾巩认为，这些藏书是圣人先贤、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发挥专长、分析辨别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写成的。所著或论赞美好事物、讽喻心怀不轨之人，或感发于微小之处而寄托深远。“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对天地万物、小事与大道之间的关系、自身修养、国家治乱安危等，都加以详细记载。与这些藏书在一起，正如与益友相切劘，颐养心性、明晰事理、增长见识。因此在躬耕田亩、处理家务之外，他“虚窗达深暝，明膏续飞光”，日夜苦读。结合田间劳动的经验，他还以春种秋收、研磨谷物比喻学海求索的过程。足够勤劳，就自然会有稻谷收获而不用担心粮仓空匮。努力经营，所得也会积累越来越多。“既多又须择，储精弃其糠”，有丰富的储备，就可以择出糟糠，留下精良的部分。“昔废渐开辟，新输日收藏”，学问日益精进，当然是“万乘之富”交换不来的。

北宋士人文辞间常见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情怀，不见用于世时，亦能持道自守。曾巩即如此。居南丰，远京师，处大山长谷之中，日日为稻粱谋，却不忘手持书卷，孜孜以求，是因为“所好者远”，喜圣人之言，愿以儒道济治天下。未能实现之时，他便以儒家君子人格要求自己。两次科考不第，家中杂务繁复，曾巩承接孔子“忠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思想，提出“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要用忠义来修养自己的道德、检视自己的操守。待人要宽厚，犯了错就加以改正。要勇于进取，不知息止。他还认为，士人应“得其时而行”，如果君子有好的机遇还要守在深山长谷而不出去做官、有所作为，是不对的。“不得其时则止”，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时机，那就不要勉强，这时还要不顾一切推行主张，也是不恰当的。居于卑巷穷庐，冗衣砻饭，田中劳作，筋骨疲惫，曾巩可谓“不得其时”，但不抱怨不懈怠，孝亲友，操劳弟妹婚嫁，静心读书，怡然养志，带领弟弟、妹婿成就了“一门六进士”的辉煌，践行了儒家之修身、治家之道。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持道自守、自我训诫，待出仕为官，曾巩到越州、齐州等地任职时，也能怀抱兼善天下的理想，革除赋役弊端、积极救灾、兴修水利，“除其坚强而振其驰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整顿社会治安，兴建学校、讲说六经，实现人民安乐。

在耕读生活中，曾巩广读百家之书，开阔视野，却“一正以孔孟”，愈发坚定以儒道为思想根本，并努力以文传道，至老不变。他还认为文章有留存圣人之道的功用，圣人之道不经辨析不能得以显明。因此极强调研读儒家经典，评价文章也以“道”为根本标准。他在《南轩记》中提醒自己要持道自守，并将所作记文书于墙壁，“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日日观看，以鞭策自己有所进步。

《南轩记》所呈现的耕读生活，是曾巩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之一，他以耕读为乐，抱持“扶衰救缺之心”，以儒家君子人格自律，在耕读中改善了生活状态，也促进了学行的提升与文章的精进。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及第，走向仕途，在京时校勘、整理史书、诗文集，外任时勤勉为政，颇有治声，其间皆以文传道，不为空言。《宋史·曾巩传》评其“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是给这位持道自守、胸怀远阔的文章家的最好评价。明清时期，曾巩得到唐宋派、桐城派的尊崇，文章成为士子摹习的典范，遂列于“唐宋八大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