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素以纪律严明著称，守纪如铁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纪律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狠抓军队纪律建设，及时纠正官兵中存在的各种违反纪律的错误言行，增强并保障全军的执行力、战斗力，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严明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军队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全部军纪的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最根本的建军原则，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其核心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西柏坡时期，人民军队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各项纪律的执行全面从严，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政治保证。

西柏坡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军事斗争从游击战向大兵团作战转变。这一新形势下，克服军队内部存在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特别是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成为迫切的任务。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个野战军首长和各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还需要每两个月必须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加强纪律性”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从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最终确定下来，明确了党中央的至高决定权，对于克服当时军队内部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现象，保证政令军令畅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党中央在全党全军开展了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再次强调“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展开这样一个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乃是完全必要的”。通过在全军范围内召开专题会议，对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等思想行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了“听谁指挥”的重大问题，确保了枪杆子绝对听党指挥。

完善军规军纪，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守纪如铁、执纪如山是人民军队的鲜亮本色。自建军之始，人民军队就非常重视纪律建设，逐渐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强军铁律，“是我军团结内部、团结人民、瓦解敌军的强大武器”。西柏坡时期，党领导人民军队更是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入城守则”，这些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西柏坡时期，实行多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各地各军执行中略有差异和出入。在充分了解和征求各战区意见的基础上，1947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发布，统一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同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军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规”。

西柏坡时期，城市接管工作成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关键步骤。陈毅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为此，各军区、各野战兵团除了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按照中央指示，因地制宜制定入城守则和纪律。如《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入城纪律守则的训令》强调，“接触少数民族，尊重他们风俗”。《晋察冀解放军政治部颁布之入城纪律守则》规定，“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名胜古迹”。解放军进入上海时，诚如陈毅所言，以铁一般的纪律作为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例如为了不打扰市民，战士露宿街头，席地而卧等。正是铁的纪律，塑造了人民军队“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整肃军纪，治军从严。“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建军强军的强大武器，是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西柏坡时期，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然而由于军队扩编较快，部分战士出现了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不纯的现象。此外，土地改革运动也给军队纪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1947年冬至1948年初，全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诉苦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特别是在诉苦和三查三整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948年1月2日，习仲勋（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高家堡发生的违纪行为，例如“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等。1月9日，毛泽东转发此报告，并加批语：“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肯定了新式整军运动，指出“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

1948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与此前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突出强调军队遵守政治纪律不同，这次整顿军纪更侧重强调整顿各项具体纪律，例如整顿军中存在的“对人民，对友军，对俘虏的关系不好，违反了党的政策，乱抓物资，乱抢武器弹药，乱抢俘虏兵，缴获归私不归公”等问题。此外，训令要求“全国各野战军及地方军的纪律状况，皆有最好较好较坏最坏四种”，以此鼓舞和激发革命军人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严纪的使命感、荣誉感。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要求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间，对部队加强纪律教育和整顿；各级党委也召开会议检讨整顿纪律问题，并就整顿纪律作出决议，上报中央军委，使军队在铁纪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军队建设工作的重要位置。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把军队纪律建设提高到实现革命胜利重要保证的高度去看待。毛泽东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不断加强军纪建设，始终使人民军队保持高度统一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打造出一支具有铁一般纪律、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