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革命者”—读〔加拿大〕切斯特·朗宁《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

　　切斯特·朗宁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四次来中国生活、学习、工作，“每个阶段都恰好对应着革命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1970年，朗宁所著《革命中的中国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在西方引起轰动。该书曾在中国原文出版，后又译为中文版，书名改为《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在书中，朗宁聚焦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要“让读者能更正确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和这场正创造着一个新的中国的深刻革命变化”。朗宁称赞这场“新的中国的深刻革命变化”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革命带来的，称赞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

　　大革命的生力军

　　朗宁认为，国民大革命的爆发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在中国实行议会民主终于失去了信心，开始考虑使用别的办法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要进行这类改革又非先取得政权不可”。大革命以国民党为主导，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中的生力军，“孙中山博士希望通过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把中国的全体革命者联合起来”。朗宁提到，在唤起千百万工农的大革命中，年轻的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把没有文化和知识的农民组织起来”。朗宁在中国认识的第一个革命者叫董子佩，经常和他谈论中国革命问题，“有时他还谈到毛泽东组织农民的政策，认为那是发动革命的最健全的方式”，“毛泽东在他的故乡湖南省的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组织起了两百万农民”。这些农民运动有力声援了北伐革命。其次是组织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行动。书中提到，“周恩来已经在上海从内部组织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起义，使北伐军的东路军得以进入上海。”再次是对北伐军进行思想教育。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在政治部工作，“负责对部队和黄埔士官生进行教育，准备北伐”。在战争中，北洋军阀军事力量强大，吴佩孚以为武汉城壕是“法国式防线”，任何军队也无法攻破。但北伐军继攻克长沙后一举攻占武汉，打破了武汉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神话。这里面，共产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朗宁提到：“我有几个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其中一个向我谈起，他们的部队在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非常良好的教育。”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

　　北伐战争即将结束时，朗宁返回加拿大，但他依然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他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组建、红军长征、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关注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形势变化。面对侵华日军，国共两党的选择天壤之别。蒋介石“选择了使用武力摧毁共产党的道路，而且似乎在轻率地考虑着最终与日本人妥协”。“蒋介石最热衷的仍然是内战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瑞金政府所作的第一个国际决定，就是对日本宣战。这一决定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的拥护，激起了民族仇恨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浪潮。”朗宁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下长达十年的恩怨，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从上海匆匆赶到了西安。他不愿意蒋介石受伤或被杀，实际上他希望的是委员长命令国民党部队抗日。”郎宁指出，“在建立把日本赶出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周恩来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抗战时的国际援助，包括美国、苏联等大国的援助都给了国民政府，共产党在自身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仍独立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根据地，“共产党的军队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也在华北从日本人手下解放了广大的地区”。

　　深受群众拥戴

　　抗战胜利后，朗宁来到重庆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从那时开始，他就每周写一封传阅信寄给家人，信的内容有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针对当时中国人民关注的反对内战、改组中国政府、军队国家化、美军早日回国等问题，朗宁提出“中国必须出现一个能把建立和平与统一作为解决其他重大问题的基础的政府”。当时，包括外国使节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加拿大大使奥德朗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如果没有怀着远见和卓识、对中国群众具有伟大无私的爱的领袖站出来，中国人就得永远挨饿。”奥德朗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但几年后他颠覆了自己对蒋介石的评价。不仅是政治人物，就是在华工作的普通外国人，也认识到了国共两党的巨大差别。朗宁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加拿大医生受到几个加拿大人委托，到共产党解放的某些地区去检查医院”，“在去之前他对共产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回来后却拿共产党的办事作风和国民党做了对比，说得热情洋溢”。这位加拿大医生对比了五个方面的差别，“他认为他们比国民党不知道要好了多少，简直很难想象是在同一个国度”。

　　改变中国社会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朗宁出任加拿大南京使馆临时代办。这个时期，他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亲历了新、旧两个政权交替的历史时刻。南京解放时，朗宁与家人一同赶到城门，挤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中，欣喜地目睹了这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威武之师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南京。在书中，他还记录了农民分田分地，彻底摆脱了做牛做马的悲惨境地;河渠得到疏浚，苛捐杂税和高利贷一律被取缔，移风易俗，涤荡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的情况。朗宁由衷赞叹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在战争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河堤的修建，淤塞的清除，防洪用的排洪渠和防旱用的灌溉渠的修建，全都会被忽略。这一切都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而改变了”。

　　朗宁曾与许多国内政治人物有过深交深谈，也接触过很多国家的大使、特使，还与中国各种阶层的人打过交道，这使得他在写作时能多视角取材，如书中谈到共产党受到群众拥戴的情形，就写到了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甚至还有白崇禧的评价：“共产党在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很受拥护。”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许多政治势力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最后又黯然退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初心，领导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朗宁像亿万翻身的中国人一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