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求同存异承大义——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表现历史担当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1924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但中华大地仍阴云密布，混乱不堪，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中国国民党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欧美列强渡过了一战后的危机，重返远东，争相掠夺中国;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被帝国主义控制，民族工业的发展经受重大挫折;各地军阀沦为列强的傀儡，他们豢养的40余万军队之间的战端不息;有些省份为支撑战争而横征暴敛，人民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整个中国，已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阶层，也没有可以苟且偷安的人群。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新局面，为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儿女怀着改变民族未来的希望，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革命的浪潮由此开始声势逐渐浩大，继而席卷全国。

　　(一)

　　国共合作在这一时期形成较为稳固的基础。

　　鉴于“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认清了现实：在经历过长期封建和殖民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尚未形成优势。中国革命要想走向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其中自然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加上孙中山的号召力，该党在中国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国民党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在这一地区深入开展，根基相对牢固。但是，国民党因反复的挫折，其实力已大损，加之该党的阶级局限性，一向严重脱离群众，党内的腐败问题也日趋严重，难以治理。中国共产党曾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孙中山内心也很清楚，中国革命必须扩展视野，甚至改弦易辙。于是，他开始积极建立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寻求合作。

　　国共两党因共同的意愿形成了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国共明显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会议。在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4人。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谭平山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也对国民党的既有政策作出了丰富和补充。草案不仅在民族主义中更加强调了反帝的内容，也在民权主义中明确解释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突出了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更契合人民的诉求，也使国民党的纲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更具一致性。大会经审议，通过了这个草案，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展现了对共产党的诚意。大会支持并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否决了排斥共产党员的提案，此举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大会还选举出由国共两党领导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甚至国民党的一些要害机关负责人由共产党人任职，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孙中山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年代了!”也正是这个时间点，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始确立。

　　(三)

　　共产党人以充分的诚意和热忱的革命精神来努力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国民党因其阶级局限性，几乎只与权贵阶层建立联系，群众工作严重缺失，且国民党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地区有一定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及大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他们以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在全国各地广泛联系群众，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在北方，国共合作的进展尤为顺利。李大钊顾全合作大局，加上他学识渊博又为人谦虚，北京及周边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很好。这种充分的合作，使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的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14000多人的规模。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1924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到落实。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努力，将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国民党的影响范围迅速在广袤的北方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从岭南一域向大江南北扩散。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力量开始迅速汇集，大革命的初澜已开始显现。

　　(四)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武装得以初步建立起来。

　　共产党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最初也是在国民党组织中付诸实践。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于是，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计划在国民党一大得到制定。因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在广州市区东南的黄埔岛上，所以也称黄埔军校。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任命共产党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为校党代表。10月，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以黄埔军校学生联合工农武装镇压了叛乱，有力打击了地主买办阶级，保卫了广东的革命成果。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从欧洲归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担任黄埔军校要职。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不同，该校重视革命精神和爱国思想教育，将政治学习视为与军事学科同等重要的内容。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各地党员和优秀革命青年来到黄埔军校学习，第一批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56人，占学生总数约一成。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

　　鉴于粤汉、广九铁路经常被军阀和土匪骚扰，周恩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后，抽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之后，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加入这支部队，使之规模迅速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初的源头。

　　(五)

　　国共合作以后，群众运动得到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致力于恢复之前受到重大挫折的工人运动，努力重启工会工作。党吸取以前工会受破坏的教训，活动尽量采取秘密方式。2月7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党组织把原来铁路工会的骨干重新召集起来，补充、重建了各工会机关，恢复工会活动，力争工会合法权利。7月，数千名中国工人和警察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严正抗议英法帝国主义在租界上实施歧视中国人的政策。这次罢工斗争历时一月有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国共合作当中，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中央重视农民工作，积极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开办讲习所。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建议，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主持讲习所工作，并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8月，广东农民运动即已有了快速的发展，农民协会建立了自卫军，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12月12日，共产党人彭湃、周其鉴领导广东省广宁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武装竭力反扑，造成严重破坏。关键时刻，共产党的“铁甲车队”奔赴广宁前线，给予了广宁农会减租运动很大的支持，协助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国共合作也使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重要发展。如《妇女周报》这样的进步刊物开始发行流传，新社会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主张逐渐深入人心。

　　(六)

　　1924年是国共合作成效显著的一年，然而，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开始显现。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以最大的诚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国民党发展。但是，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诸省中仍产生了摩擦。这些问题从上半年就浮出水面，逐渐公开化。陈独秀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为了研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为了总结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1924年5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除部分中央委员外，有中共部分区委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报告了国共合作情况，指出：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应当支持国民党的左派。多数党员还应抓职工运动，不能放松职工运动。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这5个月以来的成绩，强调共产党员在身处于国民党内外的各种复杂环境中，要充分认识巩固中国共产党自身。要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从而加强左派，削弱右派，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会议明确批评了5个月以来有些同志调和国民党左右两派矛盾的错误，并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产业工人，只有充分发动工人参加革命斗争，杜绝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目前，积极发展和扩大工会组织，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针对国民党右派要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一些情况，会议对工会运动方面帮助国民党的具体方法作出了相应规定，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以及发展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能够避免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束缚，并保持灵活与机动。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这个决议案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国共两党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不要组成党团”的问题上以及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又发生了广泛的争论，这也预示着国共两党因为阶级立场的巨大差异和右派势力的顽固性，终究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

　　(七)

　　然而国共两党还是在分歧中彼此弥合，继续前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北方局势巨变。冯玉祥发动政变，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推翻了由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首领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进而控制天津地区。直系军阀溃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但冯玉祥立足不稳，奉系军阀已集结兵力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伺机而动。段祺瑞乘势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为军阀所控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孙中山为国家前途计，发表了《北上宣言》，决定仍应邀北上，到北京与各方商讨召集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宜。

　　远离革命大本营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决定，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持反对态度。各地方党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孙中山在寻求与军阀妥协。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共北平区委书记赵世炎为代表。赵世炎认为，搞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等于国民党抛弃了国共合作政策，而去与军阀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应当整个地反对国民党。

　　但是，李大钊对孙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当时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支持孙中山北上，以扩大革命宣传，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都认为，虽然孙中山北上会处于军阀和列强的包围之中，但这个风险值得冒。毕竟孙中山应该走出广州，为国家统一而斗争，才能真正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所改变。

　　国民党中的右派则从另一角度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与统治北方的军阀合作反对直系，是当前的政治主题，而国共合作则不是主要的。同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国民党中的左派则对孙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时之间，共产党内反对孙中山北上，甚至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日趋严重，他们同时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

　　在北京地区一次党员会议上，赵世炎公开讲了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但李大钊本着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大革命的全盘考虑，仍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共产国际和俄共也表明支持孙中山北上。鉴于社会上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进步人士也很多，且孙中山北上确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使北京地区的党员逐步转变了看法。于是，北京地区的党员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对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议题进行了表决通过。之后，北京地区党组织又在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中做了一系列说服工作。这些组织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意见。11月2日，中共北方区委发表《檄告国民书》，对孙中山及他北上的决定进行了积极赞扬，并开始筹备迎接孙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时，党组织对各民众团体发出号召：提前组建全国国民会议，以实际行动迎接孙中山先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3年，幼年时期的党组织即已勇于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严肃与真诚。

　　(八)

　　孙中山注意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内的各种意见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广州坐失良机，必须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奔赴北方，他在赴北京途中发动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为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召集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得到了各地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人们纷纷表示拥护，这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虽欢迎孙中山北上商谈国家大计，但外国使团不承认冯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以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北京地区后，冯玉祥的军队被迫撤回西北地区。冯玉祥在张作霖与段祺瑞联合压制下，也采取了疏远国民党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孙中山出发之际身体状况已很差，加上舟车劳顿，他到达天津后，已经病重。而此时，段祺瑞已在张作霖、冯玉祥妥协下组成政府，宣布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并且推出了善后会议条例。这一切，实际上都已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除在外。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行动上也更协调一致了。两党共同商讨时局和对策。

　　1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铁路工会的十几名代表，组团到天津探望孙中山，代表们表示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向工人们表示谢意。

　　不久，孙中山抱病进京，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孙中山为了处理北方事务方便，指令北京国民党机关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要员参加，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被指定为会议成员。

　　当时，孙中山已经和段祺瑞决裂。孙中山对段祺瑞让步，但段祺瑞仍无视国民党的意见。革命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揭露皖奉军阀的阴谋，帮助孙中山认清了形势。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北上不仅没有陷于软弱与妥协，反而成为了一次坚定的革命行动。

　　在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共两党除继续携起手来抗争，已别无选择。复杂的局势使国共合作得到了强化，两党的仁人志士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奋进，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这证明，在国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最诚挚的盟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1924年的国共合作，在组织建设、军事武装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复兴、孙中山北上，以及两党共同推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不断积聚着中华民族变革的能量，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也为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强烈的阳光，即将穿透翻腾的云海，照亮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