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智 大 勇 徐 向 前

　　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卫队队员，27岁任红军师长，30岁任红军军长、方面军总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总参谋长。他，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徐向前。

　　蒋介石眼中“没出息”的学生

　　黄埔军校是徐向前革命的起点。他常说：“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1924年5月，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并当过教员的徐向前，辗转上海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470名学员中的一员。在军校，每天的操练和勤务都安排很紧。天不亮起床、跑步、进课堂，连吃饭都限定时间。徐向前从小就干各种农活，磨炼出了不怕苦的性格。之前扎实的文化功底，使他在阅读《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书籍中，对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四大军事教程，徐向前更是十分感兴趣，学习钻研得尤其认真。尽管踏实苦学，但少言寡语的性格和瘦弱的外表，使徐向前在同期学员中并不出众。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经常以谈话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政治亲信。谈话时，蒋介石坐在办公室，要学员站在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而且边问边盯着看，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大部分学员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当然弄不懂蒋校长这样做的真正目的，许多人还都以能得到蒋校长的亲自谈话而倍感荣幸。一天，轮到徐向前被召见。一进门，就见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戎装佩剑，一脸严肃，使得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徐向前有点不知所措。谈话开始，蒋介石就用浓浓的浙江奉化口音慢条斯理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啦?”“山西人。”徐向前对答一口山西五台话。浙江方言对山西方言，蒋介石不免皱了皱眉头。接着问：“在家都干过什么?”“当过教员。”一问一答，机械而无趣。校长没有得到惯常的吹捧，学生也没受到校长的勉慰。于是，寥寥数语，就挥挥手将徐向前给打发走了。因此，在蒋介石的最初印象里，徐向前就是个“没出息”的学生。

　　蒋介石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位“没出息”的学生，短短7年之后，竟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作为最高军事首长，他率领的红军，从鄂豫皖大别山反“围剿”作战，到创建川陕根据地，再到艰苦卓绝的西征，十余万国民党军队被他逐一灭于麾下。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1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不久担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与徐向前共事的搭档。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毛泽东赞赏有加，说他是“孵化”和带大红四方面军的“母鸡”，并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亲自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充分肯定了他在发展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分两路北上。8月下旬，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率领下，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一起，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在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左路军中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过不去，粮食缺乏，部队无法前进”为由，明确反对北上方针，不但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甚至“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不听从则“将其扣留”。9月8日晚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昌浩、王稼祥、徐向前出席。当晚，上述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出于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的想法，也只好表示南下。当晚和毛泽东会晤时，他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第二天，当得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其他部队发生了骚动。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独自“悄悄”北上，愤愤地吵闹。有人打电话给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紧急关头，徐向前果断而明确下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你们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这一道掷地有声的命令，凸显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决定两支主力红军命运的十字路口，对维护红军团结的勇敢担当!也正是他的这一坚持，有力制止了关键时刻红军将士间的“同室操戈”，使长征途中历经艰辛留下的革命火种得以延存。

　　“谁能硬着头皮打谁就能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指挥运城、晋中、太原战役等城市攻坚作战中，徐向前尤其注意教育引导官兵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为我军战略反攻阶段大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他强调：“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你觉得自己最艰苦、上不去、顶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当你因困难的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感到绝望的时候，谁能硬着头皮打，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

　　1948年3月至5月，徐向前率领第8和第13纵队、太岳和吕梁军区部队共约5万人，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攻坚战第一阶段，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使攻城部队遭受很大伤亡。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有人甚至建议撤兵。在这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当战斗进入关键时刻，中央又要他抽出3个旅北上晋中。徐向前二话没说，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他调整部署，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勇猛、顽强坚持最后五分钟!”在徐向前果断指挥下，攻城部队总结创造了坑道爆破的“土行孙”战法，连续作业27昼夜，形成两条长约1000多米直抵城下的坑道，并在坑道尽头装填了18000斤炸药，顷刻间两个50多米宽的城墙缺口被炸开，8纵23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该旅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

　　历时72天的临汾攻坚战最终取得胜利，除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外，也与攻城官兵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顽强战斗作风密不可分，从而再次证明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场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