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吉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三举义旗,两陷囹圄,一心向党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王泰吉的革命诗篇,是他革命生涯和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品读其诗,犹见其人,更见其对党忠诚、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和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的坚贞品格。正如王泰吉曾经的战友习仲勋所指出的: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园地,增添了一笔绚丽的光彩。
“壮志不可任流连”
王泰吉出生于1906年,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人。他的父亲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思想开明,追求进步。6岁时,王泰吉随父到西安生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年仅13岁的王泰吉即参加了西安当地的学生运动。在陕西省立三中读书时,受到陕西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影响,思想上逐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24年,王泰吉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将由西安远赴广州时,他联想到时局混乱不堪,憧憬学成之后济世报国,吟诵了一首小诗: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履待何年。18岁的青年,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在诗中抒发了对黑暗现实和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表现出期望早日参加革命的远大抱负。
黄埔军校毕业后,王泰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兵运工作。1928年,他在陕西发动麟游起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均失败了。王泰吉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潜往河南南召县,在当地的一户财主家做长工,同时继续开展革命宣传。劳作之余,他以“南阳郎”为名,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影背壮语几经年,毛羽萎败空蹁跹。摧折零落何足恨,壮志不可任流连。”“大河南北红云起,关陇烽火亦可期。寄语欲得升平者,吾人昭苏在此役。”虽经挫折,他却不自怨自艾,更不消沉萎靡,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坚信“红云起”“烽火亦可期”。在王泰吉看来,有壮志就要去实践,想要天下太平、人民解放,必须进行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
正是由于这些吐露心扉的诗歌,王泰吉受到了财主怀疑,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往南京。在狱中,王泰吉受尽折磨,革命意志却毫未动摇,他提笔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诗篇:“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练愈坚。”以蚤虱等“丑类”代指反动势力,对其充满了轻蔑和不屑,同时直言革命信念经过磨砺而愈发坚定,充分彰显了王泰吉的乐观精神和昂扬斗志。后经时任南阳守备司令杨虎城具保,王泰吉得以获释。杨虎城赏识他的才华,留他在部下任职。虽然寄身于国民党军营,但王泰吉一直在寻找时机重回我党的怀抱。
“红旗招展呼声欢”
1933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王泰吉率领所部骑兵团在耀县发动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经过激烈战斗,起义部队被打散,王泰吉收拢余部退至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照金。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师长,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率领部队连战连捷,展现了杰出军事才能,为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戎马倥偬之余,王泰吉继续以诗言志。“红旗招展呼声欢,愿我同志齐向前,求自身之解放,为群众而斗争。精神抖擞兮推翻统治,迈步前驱兮赶走列强。有工人,有农人;赤卫队,先锋队,周围遍布游击队。枪声劈劈拍拍,拍拍劈劈连声响,喇叭唧唧嗒嗒,嗒嗒唧唧不住吹,冲锋前进如虎飞。每日间出入枪林,身冒弹雨,雄矣哉!人人争先,个个恐后,作阶级之前驱,毁敌人之营垒。世界革命快成功,人类平等可期待。同志须斗争,政权必归工农兵!”这首《红军进行曲》句式灵活,层次分明,节奏感和画面感都很强,给人一气呵成之感,而无任何雕琢之痕。起句就很高昂,为全诗定下了欢快激扬的调子。随后数句写出王泰吉希望战士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接着用对仗、拟声等手法描写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战斗的场景,热情赞扬了红军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最后写革命必定会胜利,呼吁战士们坚定信心、坚决斗争,洋溢着豪迈激情,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王泰吉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战斗中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敬重。他曾写下一首四言短诗赠送给几位“每战辄有所获斩”的年轻战士:“毁彼颓屋,建兹新村。何以为材,舍君其谁?”虽然仅有16字,却抒发了朴素真挚的感情,赞颂战士们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栋梁之才。这是对战士们的鼓励,也是他自己怀抱的革命理想的自然流露。“行军路经庙湾前,贫农扣马诉颠连。似应屡梦求解放,静候拨雾见青天。”这首诗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这样的场景:队伍正在行进途中,一位贫苦农民拦住去路,王泰吉等认真倾听他的倾诉,深有触动的他,希望这位农民耐心等待革命胜利的到来,同时鼓励战士们敢于斗争、勇往直前。
“自我牺牲视如归”
1934年初,为壮大革命力量,王泰吉主动向党组织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在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他的一位旧相识出卖,又一次身陷罗网。王泰吉深知此次凶多吉少,万千思绪化为狱中墙壁上的两首题诗:“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平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二十八岁空蹉跎,为谒故人入网罗。狐鸦结交吾有愧,悬睛待看事如何。”第一首前两句慨叹几次举事均未成功,惭愧并无张良、陈平那般足智多谋。后两句写出了自己能够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献身是一件快意之事,而革命烽火熊熊燃烧更是值得庆祝。第二首前两句写自己为革命做的还很少,表达出不能继续为革命出力的遗憾之情。后两句再次言愧,同时化用春秋时伍子胥“悬目东门”的典故,体现了对革命必然成功的笃信和执着。
在通润镇监狱内,王泰吉利用敌人让他招供的纸笔,昼夜疾书,撰写了《困顿漫语》一册,“不下万言,内中详叙半生革命经过”,可惜后来“辗转传阅,仅留残片”。其中有“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莫行于先谁继后,自我牺牲视如归”等诗句,鲜明表现了诗人抛功名于脑后、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品质。
在被送至西安关押后,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王泰吉不为所动,决心慷慨赴死。早在麟游起义失败时,王泰吉在给父母的信中即写道,“男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表达了愿为革命献身的理想。这次被捕,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再次袒露心声:“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牺牲前,王泰吉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两首诗作。一首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生死之际,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未竟的革命事业,希望战友们继续奋斗,实现“山河动”“宇宙红”的夙愿。另一首中写道:“咱从来不说奈何天。这头颅任你割断,这肉体任你踏践,一切听自然。”两首诗中饱含着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是对一切反动势力的睥睨蔑视,是坚守理想信念虽死无悔的毅然决然。1934年3月3日,王泰吉于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内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了28岁,践行了他“孝父敬母虽儿愿,坎坷国事任旁观?!捶胸顿足捺不住,壮志未酬生不还”的赤诚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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