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当局调整“台湾安全”团队的政治意涵

（作者 陈克明）2月19日，民进党当局宣布对其“台湾安全”团队进行人事调整，并宣称这是因应新阶段区域、国际形势和全球政经变局而进行的任务部署和调整。如何看待这次重要的人事变化，当然需要从其背景分析出发，观察涉及调整的人员角色特点和可能发挥的作用，或许可以对蔡当局未来政策走向做出有合乎实际的预先判断。

　　显然，从调整的部门和人员看，两岸关系问题显然是这次调整涉及的最重要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蔡当局做出这样重大的人事异动，首先要考虑的背景因素当然是美国大选的结局及拜登上台后开始逐渐显现的对华政策框架。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的对华政策，让蔡当局嗅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虽然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不会改变，但抗中的方式与特朗普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不但相对理性，可预测，还注重策略性，比如有对抗，但也有合作，注意寻求国际联盟以期联合抗中等；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拜登除了继承奥巴马时期的基本政策外，由于当前执政的重心在于专心处理国内棘手问题，因而发出希望“两岸和平对话”声音，这实际上也是对蔡当局的警示，即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给拜登添乱惹麻烦；在台美关系上，虽然也留出了继续发展强化的空间，但强调以“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为基础，这实际上预示着拜登为反中而打“台湾牌”的兴趣不大，或者至少不会向特朗普那样疯狂的乱打“台湾牌”，而会是理性和可预测的。

　　其次，蔡当局清楚地看到，在反中抗中问题上，国际上情势复杂，美国的主要盟友们和美国的看法、态度和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反中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但愿意继续与中国合作的是多数，并没有与美国相同的积极想和中国“脱钩”意愿；中欧投资协议和RCEP的签订，大大出乎民进党当局的意料之外，这或许让蔡英文有对之前紧跟特朗普疯狂反中的粗暴行为有所反思，或有所启示，毕竟美国的这些西方盟友也都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他们的这种态度和状态难道民进党会熟视无睹？

　　最后，大陆在2020年的抗疫所取得的成就被国际所认可，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举世瞩目，在面临疫情冲击、威胁，经济遭受重大影响的情况下，面对美国、台湾民进党当局的严重挑衅，在南海、台湾海峡周边和中印边界，以强有力的军事应对能力，展示捍卫主权和尊严的能力和决心，这可能让蔡当局真正感受到两岸实力的真实差距；两岸经贸关系在疫情期间，出现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度继续攀升，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等重大现实问题，“脱钩”的意愿与现实的矛盾，使民进党显然意识到只依靠政治情感态度是无法解决处理的，继续硬碰硬地反中抗中，显然将可能使台湾在未来的全球政经变局中处于被动。

基于这样的背景认识，显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反中抗中可以继续，但粗暴式的反中抗中没有市场，不但使台湾所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也不具备灵活可变性，必须改变方式。

　　特朗普时期美国打“台湾牌”，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挑衅中国的粗暴行为，虽然给民进党当局的“反中”“抗中”政策撑腰打气，让民进党当局捞到不少政治资本，但与此同时也把台湾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蔡英文所期待的，对蔡英文的所谓“稳健”的政治风格来说，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性的。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接连不断地打出对中国大陆极具挑衅性的几张“台湾牌”时，民进党当局在积极配合、大做文章的同时，也注意适当节制，甚至不得不进行“冷却”，这包括吴钊燮这位一贯在美台关系上唱高调的“外长”令人意外地低调接待来访的美方官员，甚至不得不在媒体上公开表态“台湾不寻求与美国‘建交’”；民进党大佬邱义仁也在媒体上公开声称“脑袋坏了才搞‘台独’”；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抛出了两岸和平对话、寻求两岸和平相处的论调等等，这些都表明，民进党当局在积极配合特朗普打“台湾牌”时，也充分注意到了其所带来的极大的政治风险性，也在努力地进行风险规避。显然，拜登执政后，这种状况应该不会继续出现，而理性和可预测地打某些“台湾牌”，可能更适合于蔡英文当局既能借此继续“反中”“抗中”，捞取政治资本，又不需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才适合蔡英文的政治风格。

　　在美国大选的形势开始明朗后，台湾民进党当局也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大唱“两岸和平对话”论调，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11月18日出席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合办的“挑战时期下的美台伙伴关系”视讯研讨会开幕式，他以“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责任与最大利益”为主题致辞，其中提出“台海和平符合各方利益”，台湾“有决心维持两岸的稳定”，呼吁“寻求沟通对话的可能”，“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减少误判及误解，共商和平相处之道”；12月8日在立法机构回应民进党籍“立委”的咨询时（这种咨询通常是事先设计好的“套”，让答询者有机会发表想说的话），陈明通在谈到两岸和平对话问题时说“只要对方改变想法、不要强加政治框架在我们身上，对话就有所可能”；12月10日，蔡英文应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邀请，参加该所线上年终庆祝活动发表专题演讲时指出，她寻求建设性的两岸对话，在不预设前提下，和平解决歧见，和平共存。

这些显然都是在借两岸问题对拜登作出姿态，也就是说这些话都是在说给拜登听的。这里所期望表达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意涵：第一，台湾民进党当局当然非常欢迎美国打“台湾牌”，但特朗普政府所打的“台湾牌”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台海情势一度兵凶战危，这对台湾来说并不都是好事，甚至是不理性的，相信拜登政府一定不会也不可能继续这样；第二，民进党是希望两岸和平的，把台海局势紧张的责任推给大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显示民进党也是很理性的，积极呼吁“两岸和平对话”，就是不想也不会在两岸问题上给拜登的执政惹麻烦添乱，也就是民进党希望通过积极呼吁“两岸和平对话”来努力维护台海局势稳定，以此表明对拜登执政后优先解决美国内问题的全力支持。

　当然，这些动作也是在为调整民进党当局对两岸问题的处理方式的转型做铺垫准备。随着拜登上台后，在中美、台美关系方面的政策轮廓逐渐显现，基于上述背景因素以及当前是进入两岸关系改善的机会窗口期的初期，无疑是调整两岸问题处理方式转型的最佳时机，通过“台湾安全”团队的人事调整，实现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问题的工作模式由粗暴式的反中抗中向策略性反中抗中转变。

　　首先要明确的是，民进党是不会改变其以反中抗中为基调的两岸政策的。这不仅是其“台独”意识形态使然，也是民进党捞取政治利益的基本手段，它不仅可以在岛内的选举中获取政治利益，有鉴于因为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国际上反华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使民进党当局看到其“开拓国际空间”的一线希望，也是继续发展台美关系的良好机会，这使得在民进党的眼里，台美关系比两岸关系更重要，更有利用价值，并可以继续作为其反中抗中的重要筹码。所以，蔡当局调整其国安团队，不是要调整两岸政策，只要其反中抗中的基本立场不改变，两岸政策也不可能有改变，她所要改变的只是反中抗中的方式或模式。

　　粗暴式的反中抗中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也不符合拜登的政治风格与执政策略，适应新阶段区域与国际情势的变化需要，配合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和国际反华势力，争取挤入美国的反中联盟，以蔡所喜好的政治风格，就应该会转变为所谓的理性的，讲究技巧的软对抗方式，不妨将其称之为策略型反中抗中模式。

　　第一，与特朗普时期的赤裸裸的直接挑衅不同，这样的反中抗中的所谓理性，就是要“反”“抗”得有理有据，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栽赃、抹黑和情绪化的“口水”攻击。特朗普、蓬佩奥之流的反中举动和言论之所以没有被其西方盟友照单全收，就是因为其近似疯狂的反中言论，不但缺乏有力的依据，更是表现为意气用事式的胡闹，为挑衅而挑衅，而这期间的许多民进党政客和官员也是努力模仿跟进，肆意抹黑、栽赃大陆，一时间台湾岛内乌烟瘴气，然而也并非所有的台湾民众都会完全相信，更重要的是，像蔡英文这样的民进党政治精英们都清楚，这样的状况是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因为多数民众是理智的，受蒙蔽也只能是一时间的，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条件下，随着信息的透明度不断增加，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谎言被戳破后的政治代价是极大的。所以，要继续反中，且反得有效果，就必须能够寻找到有力的依据，能够抓住要害，准确使用有效攻击手段和方法。这就是这次人事调整中陈明通改任台湾安全部门主管的政治逻辑。陈并非专业情治人员，且安全部门主管长期以来都是由军职人员担任，派所谓的“大陆通”的陈明通去，说明安全部门在陈主政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大陆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情搜和分析。据台湾媒体报道，陈在陆委会主委任职期间，在这方面为“台湾安全会议”应对大陆的对台政策所做的工作是可以说为蔡英文立下战功的。那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干什么？可以提高以反中、抗中为核心的两岸政策及策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和针对性，增强政策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捡到枪”的作用，以便使安全部门为民进党继续赢得选举胜利的有力工具。

需要强调的是，陈明通要做的这项工作，也是适合于配合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的，因而有可能会成为下阶段台美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利于强化台美关系，这才是这次人事调整的主要看点之一。

　　第二，讲究技巧，就是以隐性的，迂回式的非直接硬对抗的形式为主，来表现其所谓的不主动挑衅姿态，造成理性、善意的假象，以守为攻，防守反击。这样做，既可以向美国人做出交代，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对抗大陆的效果。除了之前民进党在大选中把“捡到枪”运用得淋漓尽致外，任用邱太三接任陆委会主委，发挥其个人性格特质与专业特长，也是充分体现这次人事变动背后的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邱太三在台湾政界被认为是民进党中身段柔软的政治人物，一上任就积极表现期待两岸关系改善的“善意”，一时间被外界误以为两岸关系和缓的机会真的来了，可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蔡英文开始大谈“两岸和平对话”到邱太三上任，除了喊话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举措，苏贞昌、陈时中之类的重要政治人物依然不改口吻，这充分表现出作秀的实质。我们注意到，邱太三刚上任，一方面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频频表现柔软身段，另一方面也在展示其专业特长，他在上任的前一天接受《自由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为了避免中国大陆进行不公平竞争，保护台湾科技优势，他上任后会与科技部门、经济部门跨部门协调，推动修正“营业秘密法”等相关法案。这一举动是典型的以守为攻的手法。与此同时，民进党的几位“立委”都纷纷表示，期待邱太三发挥其法学专业和“法务部长”资历的优势，“可盘整台安相关法规，协助推动代理人法、强化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救援、修正营业秘密法等。”（《自由时报》2月22日记者谢君临台北报道）在台当局宣布安全系统人事调整后，《自由时报》发表特稿中明确提到，“蔡英文要借重他的法律背景，在未来两岸政策法制面上，有所作为。在两岸事务日趋斗争激烈之际，法律战在所难免，针对台安问题的法律补强，必然也要上台面，这是邱太三复出的原因”（《自由时报》2月20日记者邹景雯特稿）。“修法反中”与“修法拒统”如出一辙，表面上是台湾内部家务事，是在实施防守，但实质是“反中抗中”意识形态祈使的对抗性举动，这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和欺骗性，至少对台湾民众有很大的迷惑性。这究竟是在和缓关系还是强化对抗？或者两者皆有，就是表面上要做和缓的姿态，实际上做强化对抗的工作。

　　此外，这次人事调整的时机选择上，也体现了蔡当局这种模式转换的策略性思维。拜登上台，中美关系有所和缓，2021年台湾没有选举，到进入2022地方选举的准备之前，被公认为是两岸关系改善的机会窗口期，选择在这个时候释放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既迎合了环境形势的变化，做出姿态向美国做交代，做足“善意”秀，也没有选举政治中的风险。但蔡当局很清楚，这个机会窗口期实际很短，普遍认为大约只有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到下半年开始进入地方选举准备期，这个窗口即很快收窄消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要改善两岸关系，对两岸双方都有时间不够的问题，所以两岸关系改善是不可能的，而越是不可能，才越要做，才越要做得像真的一样，这就是民进党的所谓策略思维和两面手法。

（作者为华侨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陈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