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观潮】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新平衡战略”和日本的作用

    作者 包承柯 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

　　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中旬在白宫接待了他上任后首位外国政府首脑日本菅义伟首相，在两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中，52年来首次再度提及中国的台湾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对美日两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一声明给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执政了100天的拜登政府推出的“新印太战略”已经显现。以实力为基础的平衡政策是拜登政府所推动“新印太战略”的基础，而这一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推手则是日本，利用日本的力量挑战中国的利益，美国站在日本背后充当战略平衡支撑，从而实现维护美国霸权的目标。

　　早在冷战时期，日本就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但美国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对日本社会的多层次介入，管控着日本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发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作用再次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让日本在美国“新印太战略”中充当关键作用挑战迅速崛起的中国。日本也一直想利用美国的力量重返亚洲第一的地位，也许力有未逮的日本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只能空燃“昔日帝国”的梦想。

　　印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已经出现，美国虽然在全球布局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介入能力，中国在特定区域中有着地缘战略的优势，美国想以传统的霸权逻辑向中国施压的想法不符合亚太地区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现实。崛起后的中国国家利益应该被得到充分尊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损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应该推进同美国进行的战略磋商，在中国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状况下，寻求同美国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形成中长远战略共识，这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繁荣的重要途经。

　　一、拜登政府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损害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向外界所预期的那样一改前总统特朗普的极限打压中国政策的基调，而是继续延续前政府“美国优先”的认识，用更加策略性的方式联合中国周边国家拉帮结派，构建起对华包围圈，加大力度全方位地同中国进行竞争。名其曰竞争，实是打压、围堵和制造麻烦等多种方式阻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今年3月16日，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外出首访就来到日本，参加美日外长和防长2+2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行为不符合国际秩序，对中国刚刚推出的《海警法》说三道四，并称要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介入到中日两国有争议的领土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的台湾、新疆和香港等内部事务乱加指责等等。在3月12日，拜登政府在政府官员尚未一一到位的状态下，急不可耐把美日澳印(Quad)四国外长会议提升到首脑视频会议，通过会议企图构建以中国为对象的战略包围圈，由美日两国出资出原材料在印度构建没有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以此作为诱饵吸引印度加入这一未来能够在安全领域发挥集团作用的机制。

　　今年4月16日，在拜登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他上任后首位外国领导人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会后发表题为“新时代的日美全球化伙伴关系”的声明。该声明再次介入台湾问题，“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总统和佐藤荣作首相会谈以来，日美首脑会议再度把台湾问题写入到美日首脑联合声明。

　　刚刚过去的5月4日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在英国伦敦进行了新冠疫情之后首次面对面会议，并邀请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外长与会，再次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并发声明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卫大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利益。6月11日至13日七国还将举办政府首脑会议，正在快速调整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崛起的“新印太平衡战略”。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所构建的不仅仅是维持G7的传统体制，还准备通过扩容，建立赋予价值对抗的所谓民主10国(D10)的体制。

　　以上的动态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着相同的认识，但是其策略和手法上有显著不同。在拜登新政府上台后，在更为体系性架构下以实力为基础推进所谓力量再平衡的对抗逻辑，企图以多个不同的集团模式重建印太地区对华抗争的新格局，以此确立美国对华战略优势。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谋划人是长期在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部门担任要职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幕僚官员，后又于2009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在美国国务院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协助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构建了“亚洲再平衡”的战略设想，由于他强势作风被誉为美国的“亚洲沙皇”。在拜登总统刚刚确定入住白宫之后，坎贝尔就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成为统筹拜登政府对华对日对印太地区政策的领军人物。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库尔特坎贝尔是深思熟虑和富有技巧的政策执行者。

　　坎贝尔既是一个官僚也是一个资深学者，在共和党掌权的时期，他几乎就在美国智库中从事亚太地区的安全研究。他在正式进入拜登政府前于今年1月12日与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战略计划负责人拉什多希(Rush Doshi)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如何能支撑亚洲秩序?”(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的论文。该论文把未来的亚洲看作是过去的欧洲，现在东亚地区正在激烈的动荡和调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区域间大国之间开始进行相互竞争，形成了区域内多层次的冲突。论文主张通过美国力量介入到亚洲秩序调整的过程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的同时，以期实现所谓的力量平衡和法制的回归。

　　文章借鉴了基辛格博士的名著《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至1822》所提出的观点，地区秩序在既维持了平衡和合法性才最为有效。坎贝尔和多希的论文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物质实力改变了该地区的微妙平衡，美国需要有意识地努力遏制中国。美国应优先考虑用于中国长期使用的相同而相对廉价和不对称能力来威慑中国。例如，帮助印太国家发展自己的不对称能力;把美军分散部署到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建立区域内新的军事情报伙伴关系;实现构建起以美国战略和西方价值观为融合体的区域伙伴体系;并设法让敏感行业同中国实现“可控脱钩”，来保证供应链迁出中国转移到其他经济体。坎贝尔的论文还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不应打造一个关注所有问题的大联盟，而应致力于建立关注具体问题特设机构。例如构建“民主10国联盟”(七国集团加上澳印韩三国，简称“D-10”)形成印太地区价值联盟的基础;同时构建“美澳印日”四国安全机制(Quad)，把该机制关注的重点放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同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实现构建没有中国的低成本产业供应链等。

　　坎贝尔和多希的论文是在今年1月12日发表的，在1月20日拜登总统入驻白宫之后，坎贝尔当时提出的一些战略性构思和政策方案已经一一付诸实施，在拜登政府最初100天任期时已基本构建起针对中国的“新印太再平衡战略”初步架构。

　　坎贝尔的论文中把未来的亚洲看作是19世纪的欧洲的观点并不新奇，不少国际关系的学者都曾有过类似的论述。亚太地区国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利益需求，区域内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处在不同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给予周边国家带来了更多阶梯型的发展机会。19世纪的欧洲国家相对经济比较平衡，都处在早期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阶段，彼此都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欧洲国家为了争夺市场和利益相互混战一直到二战结束才停止。坎贝尔和多希的论文再次隐喻早期欧洲为利益而混战状况来形容当今的印太地区，很显然美国需要这样的状况出现，这样美国就可以扮演“力量平衡手”从中渔利。

　　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为让美国从越南战争中退身出来就设计了所谓“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性安排。正是这一安排,化解了美国从越南撤退时的窘境。时隔将近50年拜登政府现在所主导的“新印太平衡战略”，也是把印太国家的相互冲突作为基本思考，是希望本地区的国家也学着19世纪的欧洲国家相互争利制造混乱。最近，不少西方学者都不断鼓噪日本是美国“新印太平衡战略”的关键，就不难看出美国“新印太平衡战略”的险恶用心。

　　二、美国“新印太平衡战略”的重要推手和日本的“私心”

　　尽管在二战时美日两国为争当亚太区域的霸主演变成殊死的敌人，二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冷战期间是如此，在冷战后亦是如此。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日本当作完全平等的国家，而是把日本当作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小伙伴而已。在中国迅速崛起之后，美国开始积极正视日本的作用，鼓励日本挑战中国，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推动“新印太平衡战略”，日本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需要指出，日本同美国的战略利益上有交集，但是美日两国在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却并不完全一致。

　　日本在地缘政治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冲突是由来已久，早在1853年美国的马修佩利准将率领美国军舰(黑船)来到日本，迫使日本改变了“锁国政策”，引发了日本明治维新和社会变革。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功成为东亚地区的一霸，但是这些扩张行为触及了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所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日本由此放弃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权益，其领土范围回到明治维新时期的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四岛。美国的军事力量占领日本、朝鲜半岛和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和台湾岛回归中国政府管辖。

　　战后美军对日本实行了去军国主义化的改革，铲除和解散了帝国时期政经相连的财阀体系，帮助日本制定了战后和平宪法，剥夺日本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等，剥夺了日本同他国进行战争的权力等等。这些改革是非常深刻的，但消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能力，而没有改变日本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本改革放松了，为了应付东西方的冷战，美日之间的利益出现了交集。日本在1951年之后恢复了国家主权管理，在美军继续保留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背景下，日本成为美国新的国际阵营中的“小伙伴”。在美国的允许下，日本获得了重建有限规模自卫队的权利，日本自卫队的飞机军舰等重武器等几乎都是来自于美国军火商的供应。1972年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美国把战后长期处于美国军治下的琉球群岛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

　　今天的日本愿意积极配合美国，充当美国“新印太平衡战略”的挑战者还是由于长期隐藏在日本政治家心中的“私心”作祟，这一“私心”就是日本的地缘政治目标。当今年3月16日布林肯国务卿和奥斯汀国防部长访日，参加2+2会谈之后发表声明，声称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中日领土之争的钓鱼岛问题，明着给日本政府挑战中国打气。该声明还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壮了胆日本就在3月19日放出信息，日本将根据“美日安保条约”支持美军出兵协防台湾等等，可见日本对“台湾问题”的迫不及待之心。此后日本首相菅义伟把首次出访从4月9日调整到4月16日，在这一天拜登总统和菅义伟首相会谈，之后发表美日联合声明正好是日本时间4月17日(美日时差)。而这项声明是相隔52年之久美日两国再度提及台湾。就在这一天日本驻台湾的交流协会前的旗杆上突然升起了日本国旗，这是日本在台协会首次在台北升日本国旗。也就是这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特地从东京来到与那国岛去眺望台湾岛，表达对台湾岛的念念不忘。4月17日是中国清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日子。126年后的这一天，日本政府主动作为的这三件事都围绕着一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台湾岛。这样的事件并非是第一次，2012年当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把中国的钓鱼岛所谓“国有化”的日子也是4月17日，可见日本政治家心中的“私心”是多么重!

　　究其原因不难看到，首先是日本的政治家并没有忘记“大日本帝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总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昔日帝国的“荣景”，这一“荣景”每年经常会在东京靖国神社前彩排，期待日本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忘记。这是美国占领时期无法铲除日本地缘政治目标的佐证。第二，东亚地区的战后问题处理早已结束，被割去大片土地的日本至今并非是心甘情愿，“台湾问题”是70多年前中国内战留下的一个尾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盟国，走到了美国的对立面，而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完全可以利用变化了的地位把“台湾问题”的水搅混，以便从中找到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三，中国崛起让日本感受到了地缘政治上的压力，担心未来日本被边缘化，总希望通过一些事件给中国发展带来障碍，日本则愿意充当这拦路障。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引起了美国的紧张和不安，并推出政策大肆围剿和打压。1985年美日达成“广场协议”，导致了之后的日本经济从泡沫走向破灭的过程。

　　201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开始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大。现在拜登政府在坎贝尔的策划下，拉日本出来一起挑战中国，制造麻烦，搅乱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就是看到了日本的“私心”所在。美国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是有着不同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今天的日本已经是无法与中国相比，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正在被中国迅猛发展势头所追平。美日两国抱团取暖来平衡中国的崛起，也许是未来30年印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最为重要的区域特征。

　　三、中国是印太地区稳定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迅速崛起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发展必然会对印太地区和周边国家产生影响。中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需要保护，“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是势在必然。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中国人长期追求。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的台阶，既是这两项目标都实现了，中国也没有必要也不应谋取霸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霸权国家。中美之间是可以就未来的全球战略平衡和区域战略平衡进行战略性的协商和沟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条件下，应该可以同美国实现战略妥协，寻求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

　　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止，这是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的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坚持了长达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经济从低水平的原生态农业经济逐渐在世界经济的合作中，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现在个别的城市或者个别的群体正在接近世界经济较高的水平，但是社会的大多数群体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以2020年美国个人收入的水平看齐，达到这一目标可能是30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中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准同美国至少还有30年的差距或者更长。2020年末中国政府宣布初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生活，但是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状态看，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也就是国外有的，通过拿来主义的过程，变换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经济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不小的代差，很多领域还呈现出不少的阶梯差，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现在拿来主义思维还在，还将继续是主导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主要思维。

　　美国如果因为担心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而焦虑不安只是自寻其恼。美国无法阻止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因为中国超越美国而焦虑不堪可能是最终无解。中美完全可以就未来世界发展进行深层次战略型会谈，中国在自己核心利益被充分尊重的状态下，应该也会尊重美国的利益。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近20小时的深入会谈，构建起中美两国50年之久的和平交往。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上的霸权国家，过度习惯于现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世界的变化，寻找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商谈的机会，在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上形成彼此能够接受的战略妥协，形成长期的战略合作，是有利于推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最为理想型的方案。

　　可悲的是，拜登新总统上台之后并没有深入探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推行的极限施压政策是否合理，没有经过深入的反省和必要的沉淀，而是在特朗普政府短视性操作的基础上，急不可耐地以系统的手法和全方位的手段为短视性操作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操作只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分裂，只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对抗。坎贝尔的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果真完全付诸实施，起结果是引导全球进入19世纪初期的欧洲形成混乱的战争状态，把世界引向灾难，没有丝毫积极性可言。

　　日本一直是中国的近邻，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12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经济落后，社会效率低下。相比日本，庞大中国社会的转型显得更加缓慢而滞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较快的步伐用西学改变了日本。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使得胜利冲昏了日本为政者的头脑，以为日本可以为所欲为了。1945年日本战败，受到了制裁。这一被制裁的感受并不好受，但也是冲昏头脑的代价。如果日本的为政者无法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吸取有意义的教训，未来的日本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日两国是近邻，地缘政治的格局是让中日两国要和平相处。依据120多年前的史实寻求历史重演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开拓未来型的中日两国合作关系，构建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才是符合21世纪新时代的需求。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利益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放缓进程解决，但是不能不解决，也不能无限期放置下去。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也在于拜登总统的幕僚坎贝尔的强势作为，“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各方所关注的焦点。美日2+2会议、美日首脑会议、七国外长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都把“台湾问题”当作制衡中国的手段来津津乐道。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台湾问题”居于印太地区爆炸性冲突核心地位的状态。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台湾回归或统一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和妥协，但是可以在台湾回归的方式和台湾社会回归后生存形态上进行积极的探讨，包括台湾回归后，中美之间在全球战略合作层面上的合作与妥协。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有机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寻找世界和谐相处融合之道的深层次架构，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战略思考。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美国只有自己一国霸权地位为至上的目标，使得人类不得不徘徊在国家间冲突的政治利益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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