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成台湾防疫困境?

　台湾地区从五月中本土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疫情指挥中心”无能、擅断与私心的表现，引发众多民怨。在长达将近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间里，台“疫情指挥中心”挟防疫之名，指挥全台上下日常运作，民众委屈“顺时中”工作生活，只盼疫情能早日解封。

　　然而，权力使人腐化，位高权重的疫情指挥官愈来愈听不得他人建言、不把人权法治看在眼里，傲慢跋扈的行径，让人反感。奇怪的是，明明台“疫情指挥中心”不过是一个非常设性、任务型的临时组织，为何指挥官能有如此庞大的权力，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是谁给他此权力?又是谁放任他成为巨兽哥吉拉?台湾体制出了什么问题?现在该是追究检讨的时刻了。

　　有别于欧美日等国家发布紧急状态，因应严峻的新冠疫情，台湾地区虽未发布“紧急命令”，但是实施“疫情警戒”，两者名称虽有不同，但实质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差异在于一个是“宪法”层次的紧急法制，另一个则是法律层次的紧急法制。民进党当局，向来奸巧，以制订特别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来取代“宪法”上的“紧急命令”制度，巧妙的规避了紧急命令的“短期限时性”、“高度国会控制”和“严格的法治主义”之要求。民进党当局不强调疫情状态的“紧急急迫性”，反倒是透过前述“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实施长达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间，似有意将紧急状态常态化，让民众逐渐习惯于此种自由权利处处受限的疫情生活。久而久之，民众渐渐淡忘被限制压抑的抱怨愤怒，反倒是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情结。

　　新冠疫情起起伏伏，民众生活其实无须一直处于高压警戒的氛围之中。疫情紧急状态拉长，不仅常规法制无法回到正常运作状况，恐让人民自由权利受到过度限制侵害，也可能让台当局有机会滥用人民对危机的恐慌来清算政治对手。此外长时间的紧急状态，“立法权”和“司法权”难以适时介入进行监督，恐让执行机关有恃无恐，毫不在意所采取的高强度干预性措施，可能会于紧急状态不久结束后受到检讨与制裁，从而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相关事宜。

　　由此可知，台立法机构不仅一开始不应同意具“限时法”性质的“新冠肺炎特别条例”长达一年半的施行效期，更不该再次同意此条例又延长一年;同时也不该同意纾困特别预算从600亿、陆续三次追加到现在8400亿元的规模，反而应呼吁蔡英文，在遇到疫情真正紧张危急时刻时，发布紧急命令，采取更为严谨慎重的方式来处理疫情问题。

　　回顾前述 “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制订之初，从台行政主管机构提送草案到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短短六天即完成所有“立法”程序，台立法机构审议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飞速“立法”的情形下，不知“立委”诸公们是否曾好好细读此项条例，明白此条例性质系属特别法，基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适用原则”，通过后将排除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刑法…等常规法律之适用?有无发现该条例第7条暗藏玄机，赋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这莫大的权力，亦即无条件的授权指挥官去解释什么是“为控制疫情所需”，并由他去决定什么是该采取的 “必要处置和措施”。

　　此特别条例通过后，即有法界人士提出警告，第7条规定空白授权，恐让指挥官享有极大的权力，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在全面架空法律保留的情况下，难保威权复辟不会重现，让人不禁联想到昔日威权时代警备总部的情景。

　　这些担忧，果不其然，在指挥官握有大权后被一一验证。无论是实施边境管制、口罩配给、限制陆籍人士(学生、配偶、子女)入台、手机疫调、检疫隔离、经费补助等事项，到近来众所关注的医疗资源和疫苗采购、分配、接种顺序之政策措施，全由指挥官陈时中一人拍板定案，根本无视于广大民意和地方要求，更别说其中有些防疫举措夹杂着政治算计与族群仇恨，制造更多侵害人权问题与社会对立。

　　大概也只有台湾，会容许一个临时编制的行政官员—— “疫情指挥官”握有全台民众的生死与自由控制大权，架空台立法机构和其他部会机关了，这在法治健全的国家及地区，殊难想象。

　　当前台当局运作，是行政权独大、立法权唱和，其他司法、监察和考试等三权，不过只是无关紧要的道具，根本发挥不了制衡作用。尤其当前台立法机构民进党“立委“席次占多数，在优势主导之下，台立法机构俨然成了台行政机构“立法局”，既制订不了优质法律，也监督不了无法无天的疫情指挥官，成为唯命是从、贯彻行政权意志的执行者。纵有少数几位“在野党立委”看不下去、气得跺脚，但形势比人强，又没有反制战术，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此外还有搞不清楚自己身份职权，弯腰恭迎疫情指挥官的“立委”哈巴狗，丢尽民意代表的脸。

　　行笔至此，回到前文，是谁放任疫情指挥官无法无天，造成现在台湾防疫困境?答案不攻自破，最该检讨的就是台立法机构立法院。(作者翁晓玲为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来源：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