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新地缘战略下日本地位与选择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谢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印太”新地缘战略下日本地位与选择》。作者认为，日本在“印太”新地缘战略中不仅无意发挥沟通中美、连通东西的桥梁作用，反而试图利用地缘之便炒作“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构建“中国包围网”，在对中国未来发展设置障碍的同时，围绕“中国问题”充当地缘政治“掮客”。目前，以日本在美日“2+2”会谈、美日双边首脑会谈、G7领导人峰会等多个双边、多边场合；在新版《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对中国台湾、香港、新疆等国内事务横加干涉，对我国东海、南海等对外政策恶意攻击为标志，日本菅义伟政府彻底卸下亲善伪装，显示出“随美遏华”，甚至“拉美遏华”的危险政策倾向，中日关系也因此再度紧张。文章内容如下：

　　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外交将向何处去就成为当前世界格局复杂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受到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拜登政权已履新半载，其回归建制派路线，重新确立美国领导地位、重新调整大国竞争策略、重新“对表”主要地区盟国的基本外交路线初现端倪。具体到东亚地区，已故美国地缘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他同时强调，美国袛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而拜登上任以来对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的继承与调整，无疑印证了上述观点对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影响。可以认为，由于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拜登需要继续在“印太”地区构建、维持一个向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主要国家寻求支持的反华联盟。

　　对于具有大国实力及自我认知的日本而言，美国的这一调整显然符合其战略诉求。宏观战略层面，日本既可以暂时放下对美国因顾及中美关系而忽视其地缘战略利益，甚至再度出现“越顶外交”的担忧，也不必陷入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艰难求存”的窘境；具体领域层面，“中国威胁”及“同盟合作”均有助于其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摆脱既有体制束缚，增强地区影响，拓展国家利益，从而助推其“全面大国化”既定战略目标早日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以2021年3月以来日本在美日“2+2”会谈、美日双边首脑会谈、G7领导人峰会等多个双边、多边场合；在新版《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对中国台湾、香港、新疆等国内事务横加干涉，对我国东海、南海等对外政策恶意攻击为标志，日本菅义伟政府彻底卸下亲善伪装，显示出“随美遏华”，甚至“拉美遏华”的危险政策倾向，中日关系也因此再度紧张。

 一、“印太”新地缘战略下日本对华政策新动向

　　受地缘因素影响，日本一直以东西方文明融合国家自居，部分政治人物也提出过希望日本成为“桥梁国家”的主张。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在其首次施政演说中提出，要使日本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多种文明之间的“桥梁”。但从近期一系列举措上看，日本在“印太”新地缘战略中不仅无意发挥沟通中美、连通东西的桥梁作用，反而试图利用地缘之便炒作“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构建“中国包围网”，在对中国未来发展设置障碍的同时，围绕“中国问题”充当地缘政治“掮客”，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中国威胁”为切入点设置意识形态鸿沟

　　利用地缘之便炒作“中国威胁论”，将中日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化，进而以共享“普世价值”为基础构建反华联盟，是日本掩盖自身利益诉求、谋求对华遏制的惯用伎俩。

　　近年来，日本时常在《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抹黑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在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再次老调重弹，污蔑“中国在缺乏透明性的前提下持续增加国防费用，以确保在宇宙、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保持优势为目标，不断快速、全面增强军事力量，推动军事现代化”；诽谤中国“在东海、南海等海空领域，基于与既存国际秩序相悖主张,试图以行动和实力为依托持续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将此作为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日本还不断通过首脑外交等渠道，积极兜售其臆造的“中国威胁”。安倍晋三在卸任首相不久后接受采访时就曾透露，在2016年11月访问美国时，其曾藉助图表等向当时尚未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陈述利害，使其认识到中国军事崛起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正是他的劝说，使得特朗普在任期内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对抗的对华策略。

　　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日本还努力结合不同情境将中日现实问题演绎为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间矛盾、“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间冲突，以便聚拢反华势力，构建遏华包围圈。例如，共享“普遍价值”，是日本在各领域构建反华、遏华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今年4月16日菅义伟访美期间发布的“日美首脑共同声明”中，其被赋予“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自由公正经济秩序”的基本内涵；殊不知这一概念袛是1957年日本“外交三原则”中“与自由主义国家保持协调”的当代翻版。其目标是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制造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对手的反华国际舆论，从而以此掩盖自身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与扩张图谋。在“普遍价值”的“道义大旗”下，日本遏华动作频频：围绕南海问题，其不仅以签署双边“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议”、出售军火等方式继续挑唆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主权声索国”同中国对抗；还藉助“2+2”会谈机制将英国、法国、德国等域外大国引入亚太地区谋求制造“均势”局面。足见“普遍价值”大旗实则是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虎皮”；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袛能导致地区局势走向霸权主宰与分裂。 

   （二）通过力推“四边机制”等方式力挺美国遏华

　　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首脑会议通过线上方式举行。这一源自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因澳大利亚政权更迭于次年分崩离析，重启于2017年的非正式战略论坛意在成为“印太”地区“新角色”。即使存在制度基础孱弱、对华态度不一等问题，但其谋求构建“印太”版“小北约”以遏制中国的目的极为明确。其既可以自成体系，利用不断扩大的安全概念实现全面遏华，又可与“印太战略”相互配合，形成全领域对华遏制体系。换言之，“四边机制”愈加具有成为“印太战略”核心的潜质与趋势。从日本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专门将“印太战略”设置为单独章节的举动不难看出，以美日印澳四国为核心建立的各类组织及机制，仍将是未来相关国家拉帮结派、遏制中国的主要平台。

　　当然，美国的主导与参与是此类遏华联盟能否得以组建的关键前提。换言之，至少在成功修宪之前，日本若想继续推进“全面大国化”战略，仍须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站边美国，以便“借船出航”。同时，为了达到成为美国“对等”盟友的阶段性目标，日本不惜以对华政策为切入点，从单纯“随美遏华”转变为“拉美遏华”。安全方面，日本反复要求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为其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创造条件；经贸方面，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仍努力推动签署CPTPP，始终为其重返协定“预留空间”；科技方面，为配合美国封杀中国5G等优势技术，日本去年4月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新设经济组，以维护经济安全为藉口，从技术合作、产品准入等层面限制中日科技交流；环境方面，与美国打压中国相呼应，菅义伟、小泉进次郎等近来多次表示要就气候变化问题敦促中国负起责任。可以断言，配合美国战略并伺机实现自身利益，是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义。

　　（三）谋求主导“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并实现制度性排华

　　21世纪以来，“秩序”已成为日本各层级对外战略、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汇。日本国会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更于近年利用既有“官产学研”传统框架，组建了诸如“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等专门从事相关分析、研讨的资政组织。根据其业已呈报的提案，在同中国展开地区领导权竞争、实现“全面大国化”战略目标过程中，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排他性规则，并妄图藉此造成制度性排华的既成事实，从而形成迎合本国私利的地区与国际秩序，是日本未来对外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从菅义伟访美期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不难发现，日本所要构建的秩序，是一种着眼后疫情时代，排除以中国为代表的“权威主义”国家，主要涵盖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由日本发挥领导作用的地区、国际秩序。这种为自己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量身打造的秩序，具有极强的遏华排他性，充其量袛是强权国家对全球利益再分配的产物，袛能沦为极少数强国攫取地区与世界利益的工具。 

    　（四）在不断扩大对华包围圈的同时丰富遏华手段

　　与以往不同，“印太”新地缘战略背景下的日本对华遏制，在领域维度呈现更为全面的态势。即是说，至少在菅义伟政府看来，中日矛盾已从既有政治、安全领域陡然扩展到包括经济、科技在内的众多新领域。

　　经济及科技方面，以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势力主要围绕“经济安全保障”概念推进对华遏制运作。2020年4月，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新设经济组，意在从防止可军用尖端民用技术外流、限制出口等方面入手维护其经济安全。但从该机构迄今为止制定的诸多具体政策看，大半都指向中国：如认为中国窃取其民用技术用于发展军事（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中国通过5G、北斗、微信、TikTok等技术平台、软件窃取其机密情报；中国控制口罩等防疫用品出口威胁其供应链安全等。此外，在稀土、疫苗、海底光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日本也在谋求同美、澳等各国一道，组建对华包围圈：为应对中国“疫苗外交”取得的成绩，“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决定按照美国日本资助、印度生产、澳大利亚分发的合作模式，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日印澳四国将联手重组稀土供应链，提升稀土精炼技术，尤其要在资金上支持中国以外国家的稀土产业；日、印、澳三国也于2021年4月27日正式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机制；此外，美日澳三国相关人员还曾于今年3月召开闭门会议，商讨如何在海底光缆铺设领域进行合作，以对抗华海通信近年来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众所周知，中日经贸合作始终在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压舱石”角色；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被视为是改善、发展双边关系的关键领域。在此次对华政策转向遏制过程中触及相关领域，日本所释放的显然是同中国“撕破脸”的全面对抗战略信号。

　　（五）利用国内事务阻遏中国现代化进程

　　当前，中国国家分裂势力可分为地区分裂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两类，前者主要包括台独、港独势力，后者则以疆独、藏独、蒙独势力为代表。受侵华战争遗毒及冷战思维影响，日本与上述主要分裂势力的勾连几乎从未断绝。在“印太”新地缘战略背景下，台独、疆独、港独势力又一次成为日本政治势力主要教唆和利用的对象。

　　台独方面，在4月16日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菅义伟与拜登效仿1969年的尼克松与佐藤荣作，时隔52年再次染指台湾问题；次日，位于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旋即升起日本国旗，与之遥相呼应。不仅如此，继菅义伟于6月9日将台湾“误称”为国家后，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防卫大臣岸信夫、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先后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新近出版的《防卫白皮书》更首次将“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等表述写入其中。疆独方面，2020年底就有消息显示，日本为加入五眼联盟，向美、英等国传递了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大量伪造材料；在BCI发起的抵制新疆棉花事件中，优衣库等日本服装企业更予以积极响应；4月14日，日本主要番茄酱生产商可果美（Kagome）还以“人权问题”为由继续发难，公然宣布停止进口新疆番茄。此外，在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首次公然声称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给予“严重关切”，并强调在日本看来，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及法治等国际社会普遍价值能否在中国得到保证十分重要。至于香港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屡次对香港局势表示“严重关切”等涉港言论亦首次出现在日本《外交蓝皮书》中。 

    实际上早在2018年底，前述“五独”分裂势力就已在日本极右翼组织“黑龙会”的牵头下于台北召开会议，密谋分裂活动。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访问日本的2020年，“五独”分子又在日本“各界代表”的配合下发起“反对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百万签名活动”。可见，日本是继美国之后中国分裂势力的又一重要海外据点，且在地理位置上更为前沿；随着遏华战略倾向日渐清晰，其利用分裂势力遏制中国未来发展的不轨举动亦会日益猖獗。

　　二、“印太”新地缘战略下日本对华政策动因分析及趋势研判

　　基于以上日本在“印太”新地缘战略背景下或主动、或被动的对华战略调整，不难看出，虽然中日双边关系自2018年几经波折、重新回到正常轨道才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大纪念节点，且在举办奥运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贸易等领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及巨大潜力，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尤其是“唯一同盟国”美国因政权更迭引发其进行地区政策调整，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投身于“印太”新地缘战略，同美国一道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再次急转直下，甚至可能又一次陷入“冰封”，个中缘由及未来发展趋势值得加以探讨。

　　（一）动因分析

　　“印太”新地缘战略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同时受到必然历史规律与或然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其既是自民党政权在对华政策领域长期奉行现实主义理念，以“政冷经热”“擦枪走火”为上下限左右摇摆的产物；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同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日本面对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影响，在外交、安全等领域做出的应对。

　　具体而言，其首先是个人政治素养使然。无党内主要派系背景、更擅长处理国内事务、过渡首相是菅义伟上任伊始最为重要的政治标签。随着今年秋季众议院大选临近，菅政权已然来到“赛程过半”的分水岭。在过去的半年多任期中，菅政权并未完成党内各派系交与的控制疫情、提振经济、成功举办奥运会三大重任，反而因干涉学术会议成员更替、长子违规招待等丑闻几度陷入执政危机。在执政表现不佳、选情压力陡增的情况下，怀有连任野心的菅义伟必然效仿前任安倍，选择在能够快速见效的外交、安保等领域捞取资本。加之一贯以杀伐决断着称的从政风格，菅义伟很可能会将某一政治外交战略与政策倾向推向极致。 

    　其次是国内政治环境使然。以长远计，由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国家凝聚力下降，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难题。再加上冷战终结导致在野党式微、经济发展引发传统国家主义抬头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坛呈现出明显的总体保守化倾向。从短期看，在疫情防控不力、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双重影响下，以持续执政为第一要务的自民党政客既需要通过臆造外部危机转移民众视线，也需要藉助操弄民族主义博得选民支持。故而与日本同时存在历史矛盾与现实争端的中国，自然以“关键问题”身份，被动地成为日本政坛选举期间各派势力政治做秀的首选工具。

　　最后是外部国际形势使然。受战后被美军实施单独占领、在安全领域长期依附美国等历史、现实因素影响，自2018年中美关系受贸易争端影响逐步走向恶化以来，日本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难度亦随之增大。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在继承特朗普时期强硬态度的同时，展现出更重视借用盟国和伙伴国家力量实现对华遏制的倾向。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无论是追求连任的菅义伟，还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自民党保守政客，最终都无法摆脱联手美国，成为遏华急先锋、马前卒的宿命。

　　（二）趋势研判

　　作为美国拜登政府新近实施的地区战略，“印太”新地缘战略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根本变化。这就意味着，纵使出现G7领导人峰会结束后，菅义伟在对华态度上突然“变脸”，声称日本不会参与组建所谓对华包围圈等现象，亦不能认为日本政府已然“迷途知返”，重拾对华友好。殊不知，得到自民党内主要派系支持，以全面继承安倍内外政策，尤其是外交、安保政策“继承者”形象示人的菅义伟虽然在具体遏华程度上表现得更为露骨，但其在政策大方向上并未脱离统治阶层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即通过在中美间摇摆攫取国家利益、获得战略回旋空间。换言之，论及一方面不断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的“两面人”做法，菅义伟政府与其前任安倍政府并无本质区别。更何况，大选将近、谋求连任的菅义伟无疑也希望获得对华友好势力的支持，其通过释放对华积极信号应对选情、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显而易见。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菅政府对华政策恐难出现根本变化，其仍将在以下领域保持对华强硬姿态。

　　第一，安全领域。姑且不论菅义伟本人，菅内阁现任防相岸信夫系日本主要政治门阀安倍家族核心继承人，素以右翼鹰派、亲美友台反华着称。其上任以来不仅多次妄称台湾问题为“本国问题”，还积极强化自卫队在钓鱼岛方向的部署。在其带领下，自卫队持续扩充军备自不待言，日本防卫政策势必呈现更为明显的紧跟美国、联合遏华、插手台海趋势。届时，不仅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抵近侦察将频繁上演，所谓“日台防务合作”亦将趋于强化。在包括军事、情报在内的安全领域，来自日本方向的压力将长期保持高位。 

    第二，外交领域。综观菅义伟涉华言行，其凭藉“重新定义”中日关系应对世情、选情；迎合舆情、民情的意图明显。即是说，在无力成功举办奥运、战胜疫情、提振经济的大前提下，炒作“中国问题”成为其为数不多的胜选筹码。这就意味着至少在选举结束之前，日本将保持甚至强化对华强硬、施压态势，通过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等手段破坏中国外部环境。这不仅会导致本就脆弱敏感的中日双边关系持续恶化，也会对地区局势及区域合作造成恶劣影响。在外交领域，抵御对冲、化解攻势将成为未来对日外交工作的重点。

　　第三，经贸、科技领域。以确保产业链稳定、防止可军用民用技术外泄等“安全问题”为由，日本正积极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对华技术、贸易包围圈。姑且不论这种触及中日关系“压舱石”的举动本身代表着日本对华政策已处于“撕破脸”状态，未来中日经贸关系或走向以非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局部脱钩”时代，难以维持既有“政冷经热”前提下的双向依赖局面。换言之，通过对华贸易，日本袛希望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愿因此得罪美国，或使得中国进一步提升在科技等领域的水平及影响力。在经贸、科技领域，需警惕日本的牵制与掣肘。

　　近年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代表的中国外交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及其民众的支持，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中国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面对本就在结构性矛盾、历史恩怨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敏感又脆弱、近来再度在“印太”新地缘战略背景下出现反复的中日关系，借用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所作的论断，其中的是非曲直无疑是清楚的。对于“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的日本，在未来处理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唯有听其言、观其行，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