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促统、实力反“独”的思考

台湾退休教授奕父在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反分裂之争与和平统一之辩证挑战》。作者认为：在当下的政局中，北京保持“和平统一”的方针，实在不易，如何“有理、有力、有节”地保持“和平统一”的方针，就更加不易。显然，如今的北京更需要积极有为的“和平统一”政策，以因应百年变局的新时代。此一新政策一方面有效地遏止“分裂国家”行径的影响外溢，另一方面又得以不违“和平统一”的方针，祇能从辩证的角度思考对策，才是可行之策。对北京而言，美国的干预，在外交上并不讨好，经济上更无实力掀起波澜，所以形势虽然紧张，短期之内一般可控。而台海是最适合美国以“下驷对上驷”的策略之实现。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因应之策，在总体战略上，绝不能、也不会“怒而兴兵”陷入对方的设局之中。当然在对方公然挑战的情况下，亦不会装聋作哑，岿然不动。是以如何创造有利时机，主动把握，智用实力，以我为主，由我择势，动如雷霆，闪电出入，以破“田忌赛马”之谋，成中美之新局，收“民族复兴”之长效，应该是现在北京的思考。文章内容如下：

一、和平促统，实力反“独”

“和平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纲四目”的对台方针提出以来，就成为几代国家领导人不断坚持的对台政策；邓小平进一步将“一纲四目”的“策略”，制度化为“一国两制”，从而更加坚定了“和平”不仅仅是统一的手段，同时也是统一后的治理台湾的长治久安之计。其后虽有“特殊国与国”、“一边一国”、“三不”的“不统”以及“台独”政权的不断“反中仇中，亲美跪美”的挑衅，北京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方向、大原则；特别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实践自信之下，依然以两岸民族情感、两岸同为中国人等因素的作用下，北京对两岸的和平统一表现更加具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所以我们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说：“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2021年两岸之间，在中美冲突更加骤烈的大结构下，两岸关系敌意更浓，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依然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三个月后，美帝国主义的“台湾牌”更加出格，“台独”政权挟洋自重的行径也更加猖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然而，在这一次次“和平统一”的宣示中，我们也读到“反对‘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的宣示，越来越严厉。2019年，习总书记重复“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一贯政策说明；到了今年习总书记说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这就是实力的展现；再到纪念辛亥革命时，则说“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这就是除了实力之外，更是精确地警告了目前仍在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台独政客”。习总书记的说法，代表了国家在反“独”上，除了武力手段粉碎“台独”，还有法律手段对付个别的台湾政客。所以“和平促统与实力灭独”两手，都是“和平统一”不可或缺的内容，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双面。显然，中国如果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不仅仅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作出完美的注解，对美国霸权主义硬实力的严重打击；而且是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内政治理典范之外，又在解决政治难题上树立了和平典范。当然，这又是对美国霸权主义国际软实力的讽刺和打击，因此，美国自然不能让中国“和平统一”。换言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上上策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使台湾永远成中国的烦恼和焦虑；但是时与势逐渐不利的情势下，美国阻止不了两岸的统一，那就必须逼使中国以武力统一，而且付出的代价越大越好；理想的状态是两败俱伤，中国崛起停速；次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重创，为了“统一”，中国崛起减速；其三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抗争不断，动乱不已，引起国际制裁，孤立中国，中国崛起滞速。

因此美国霸权主义如今的“台湾牌”也是两手策略，一方面空喊“一中政策”不变，一方面全力鼓励“台独”挑衅。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前者为未来在中国“武统”时，在国际上指责中国；后者反正是棋子，大小、强弱全由华盛顿控制，失败牺牲都不关美国核心利益。

中国崛起的本身，促使“和平促统与实力灭独”两手的“和平统一”策略，必须面对目前这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新形势和“台独”政权全面配合的新情势。

二、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国自拜登上台以来，几乎继承了特朗普所有的各个领域的“反中”“仇中”作为，而且变本加厉地拉帮结伙，一起对中国示威，而其所有的“反中”作为中，又以“台湾牌”最为突出。综合拜登在今年的8月、10月二次“协防台湾”的“口误”声明，继而，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自强（Rick Waters）指称表示，“台湾频频被排除在联合国活动外，就是因为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联合国会员国应加入美国行列，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布林肯于10月26日发表“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声明，强调台湾的参与“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议题”，同一份声明还说“台湾是美国的‘珍贵伙伴、民主的成功故事及值得信赖的朋友’，台湾尊重人权及法治的精神与联合国价值观一致，更是国际高科技、旅游、文化及教育的重要核心”。

不少人相信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准下，台湾的蔡英文在接受 CNN访问时证实目前有美军“驻守”在台湾。其后CNN指出，蔡英文是数十年来第一位承认有美国军队在岛上进行训练的台当局领导人，她虽然不愿透露目前岛上到底有多少美军人员，但表示其数量“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CNN报道指出，根据美国国防部纪录，在台美军从2018年的10人增加到今年的32人。之前，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更宣示了所谓的“四个坚持”。以上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直接、公开、赤裸裸地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核心红线。外界认为，大陆正处在2022 年2 月4 日至2 月20 日办第 24 届北京冬季奥运会，明年秋季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廿次代表大会，在如此重大、密集的时程下，北京一定不会动武，所以，此一时刻，对美帝国主义而言，是挑战中国核心红线，向世界彰显霸权完全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术窗口期；对“台独”政权而言，则是进一步推动“台独”工作，由台湾迈向国际的战略机遇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台海之域必然更加不平静，美帝继续其口是心非的“一中政策”，但可能进三退二，逼中国让步；而“台独”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纵容之下，益加猖狂。特别在国际社会的参与方面有可能多线齐发，在人道和意识形态国际组织中，提出或申请以观察员、半会员的方式参与的议案，不论成败，都达到挑战、困扰北京的政治目的，又可以用北京的干预突出中国霸道，以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另外，向台湾出售攻击性武器，更密切的军事接触，公开以观察员参与美国主导的多国军演等等，都是挑衅的选项。

在新形势下如何既可以坚持“和平统一”，又能加强反分裂的斗争策略作为？显然从形式逻辑去思考两个互斥元素的结合，肯定是无解的；但是在辩证逻辑的思考下，将“和平统一”之融合发展与“反分裂斗争”的战术策略地结合，依据不同的形势和情势，有不同的侧重，则是矛盾统一的必然结果。

三、反分裂策略之分析

从当前中国对台湾问题依然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变来看，处理美帝的霸道和“台独”的挑衅，应该从反分裂策略加以分析。一个国家反分裂的作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反分裂斗争、反分裂战争和反分裂革命。

在“反分裂斗争”阶段，以文斗为主，重视教育、规劝；即是国家就分裂行径立法示警，之后，广泛普法，务使全民皆知，两岸通晓，不能“不教而罪，不教而杀”。这是中国行事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告知国际。除了“使知之”，当然也必须有实力，包括外交手腕、维护安全、情报搜集等能力；有行动可以及时、直接、有效地对个别个人或组织的分裂企图，产生吓阻或威摄的能力，针对那些明知故犯的分子或是外国政客，必须进行警告、制裁。当然对于外国那些“反中”顽固分子和有“恋殖症”的“台独”分子，仅仅斗争未必有效。在此情况下，发起“反分裂战争”便是正义的、必要的反分裂手段。

在“反分裂战争”阶段，自然以武斗为主。由于上述斗争的阶段并无法完全阻止有心人的行径，因为希望中国分裂，一直就是“反中”“仇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者的宿愿，而对这些顽固力量，不以战争的手段无法消其气焰，挫其幻想，此其一。其二反分裂战争也是保障中国核心利益的有力手段，中国对他人的财物无所觊觎，但对祖先的遗物则恋恋不舍，保卫祖产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价值，所以说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在此价值之前，祇要是中国人必然慷慨以赴。其三在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下，“反分裂战争”与“武装统一”理论上是不一样的战争，前者是针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和组织，及外国反华势力；后者是为了加速统一的进程。再则“反分裂战争”是为“和平统一”清除障碍，而“武装统一”是对和平统一手段的改变。三则“反分裂战争”可以包容暂时“维持现状”的主张。而“武装统一”则是反对“维持现状”的主张。四则在当前形势下，“反分裂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中国崛起，正是毛泽东当年所说“打得一拳开，觉得百拳来”，而“武装统一”则主要是内斗争权的延续。最后“反分裂战争”必须清理战犯，而“武装统一”的反对者可能祇是统一手段的政治意见不同者。当然在现实的情况下，“反分裂战争”便宜地过渡为“武装统一”的可能性，是很难避免的。当然必须让两岸同胞，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客、反华外人、台湾民众必须充分理解，一旦从“反分裂战争”不论主客观因素转为“武装统一”，那种战争代价会是世纪性的、全域性的。所以“反分裂战争”带有“有限性、教育性、惩罚性”性质，故而从“反分裂战争”到“和平统一”之间，就会有一个“反分裂革命”阶段。

“反分裂革命”阶段，战争的主要作用在改变分裂行径的外在结构，而革命则主要调整其内在认知；战争是消灭分裂国家的组织，革命则是粉碎其组织残留的分裂因素。所以“反分裂革命”阶段可以视之为从“反分裂战争”阶段，迈向和平统一的过渡时期。在此一时间内，大陆有人建议需要“军管”台湾，但是以“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为目标的治理政策，则“军管”台湾及作为并不可取，而必须是以透明的“法治”为起点，以掷地有声的分裂战争“说帖”为中心，清楚说明“反分裂战争”与“武力统一”的差别。祇有“精确论述”以杜“武统”之悠悠众口以及透明的“法治”作为，在“过渡时期”迅速地彰显“反分裂战争”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以期在最短的时间恢复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秩序，使之完全不影响台湾人民的正常生活、生产作息。如果情势不如预期，则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集中办大事”的效率，先安定人民生活，再稳定社会秩序。

总之，“反分裂革命”阶段是兼两种重大任务：一是减少“反分裂战争”对台湾内部和外部相关形势的震撼；次为台湾方案的“一国两制”之设计预为铺路。所以在“反分裂革命”阶段必须将“一国”的原则清楚界定和展示，以便台湾方案的“一国两制”真正成为统一后，中国可以实现“合而不分”的理想制度，台湾可以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

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设计权、解释权和话语权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建议。“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习近平主席在此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在国家统一的事业中，“照顾台湾现实，维护台胞福祉”的政策精神，又增加了“台湾方案”的建议。此一建议就是把毛、邓政策精神进一步化为“政策”的“设计权”，有了“设计权”的台湾必然可以使得“一国两制”的内容，更加符合台湾自主的需求，这也正是当年港澳同胞所没有的权利。“台湾方案”攸关台湾，何况有了方案“设计权”就同时拥有在未来的争议中拥有部分“解释权”，以及宣导及解说方案的“话语权”、方案的参与设计权：“一国两制”自邓小平提出之后，一直祇有政策大网，未见具体内容；其后的港、澳的“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北京的法律专家、学者，从法律的角度，去设计回归后，想象中港、澳应该的治理之道。结果在新的法理构想和现实的法律及行政框架，新的法理设计和公务人员的实际执行之间，磨合的成本，磨合的时间，都要复杂得多。因此，台湾方案的“一国两制”，就是统一后长治久安的关键安排。其次台湾参与的制度设计，可以完整地体现台湾角度去思考的“一国”。具体而言，可以从台湾“让渡”哪些权力，如何让渡来体现“一国”，这与北京如何看待一国之下的“两制”，以至哪些权力应该保留，如何保留，来讨论。两方之间进行建设性、理性的对话，共同创造相对可行的“一国两制”。其三是在“一国两制”的设计中，必然涉及未来对“两岸关系及纠纷化解指导原则”和“两制关系及纠纷化解指导原则”。前者若是两岸之间的社会矛盾，以人民矛盾为主；后者是公权力的矛盾、价值的矛盾等。所以台湾放弃新制度的设计权，便是放弃对未来台湾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权利，也是台湾自我保护权利的放弃。

纠纷的参与解释权：任何的政策、法律无论设计多完备，设想多周延，都不可能因应所有的情况；加上岛上顽固分子和外国反华势力对于这样的变局，必然心有未甘。因此，必然非法地、合法地破坏此一制度、挑战新兴状态。其实这些状态，都还不难因应。另外时间的推演，可能预见的未来的纷争，虽然必然也是多种多样，而实际的有效因应，完全依赖新制度的解释权，可以推论的终极的解释，必然是属于授权机构。但是台湾如果是制度设计的参与方，则授权机构在长治久安的大目标、大原则下，在解释之前，必定以台湾的解释为参考。换言之，台湾的方案设计者的身份，自然会拥有制度的解释权，从而长期地、完整地确保了台湾民众在“一国”之下的自主与福祉。也许有人认为，不参与设计也可以争取到“解释权”，然而毫无疑问地参与设计的解释，是更有说服力的。特别是上述两类矛盾中，两制的矛盾，常常又是反对者煽动社会动乱的突破口。如何在法理上、逻辑上突出“一国两制”的理性精神和长治久安的民本精神，参与者的解释必然更加合情合理。

宣导的参与话语权：参与了台湾方案“一国两制”的设计，就可以对此一创新制度其设计逻辑和每一制度安排的原理和系统相关等思考，可以全面地理解，有机地理解。如此才能在宣传中，有效地说服台湾的听者，有理地应对北京的执行者，有节地驳斥故意的反对者，有力地反击恶意的毁谤者。反之，如果制度没有论述的能力，辩论就祇能重复政策宣传，就祇能是照本宣科。话语权是建立在对制度的系统性论述和创新性发挥上的。特别是在上述的“两制”矛盾上，一旦发生应该是哪一方拥有管理、处理的权力，为什么拥有，是否符合台湾方案的原始精神，这些说明都祇能建立在制度设计参与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的论述。

总之，对北京而言，在历史上“马上得天下”和下马“治天下”，从来就不是也不应是对立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对台湾而言，则不能也不应放弃“台湾方案”的“参与设计权”，以便在“一国原则”下真正体现自身价值和利益，更可以在变局之下，合理地提供方案的解释权及话语权。

五、结语

在当下的政局中，北京保持“和平统一”的方针，实在不易，如何“有理、有力、有节”地保持“和平统一”的方针，那就更加不易。显然，如今的北京更须要积极有为的“和平统一”政策，以因应百年变局的新时代。此一新政策一方面有效地遏止“分裂国家”行径的影响外溢，另一方面又得以不违“和平统一”的方针，祇能从辩证的角度思考对策，才是可行之策。

对北京而言，如今的周边形势上美国不断挑衅，但在东海、南海玩家比较多。美国的干预，在外交上并不讨好，经济上更无实力掀起波澜，所以形势虽然紧张，短期之内一般可控。而台海是最适合美国以“下驷对上驷”的策略之实现。对大陆而言，其因应之策，在总体战略上，绝不能、也不会“怒而兴兵”陷入对方的设局之中。当然在对方公然挑战的情况下，亦不会装聋作哑，岿然不动。是以如何创造有利时机，主动把握，智用实力，以我为主，由我择势，动如雷霆，闪电出入，以破“田忌赛马”之谋，成中美之新局，收“民族复兴”之长效，应该是现在北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