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金财 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台湾民众党主席身分至金门,主张兴建金厦跨海大桥,强调将使 “小三通”更有效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台湾社会沸沸嚷嚷。尤其是遭执政民进党当局驳斥,指建金厦大桥存有巨大台湾安全风险,且与“小三通”是两回事;并批评柯文哲的谈话为“无知荒谬、指鹿为马”。然民进党当局之批判,也引发金门在地政治势力的反弹,包括前金门县长陈福海及议长洪允典皆出面,力挺柯文哲兴建“金厦大桥”主张。
台湾社会兴建金厦大桥争论,不仅凸显台湾社会绿蓝白政党政治两岸政策分歧;同时 ,也凸显台湾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层级政府”两岸政策之矛盾。依据台湾“宪政”体制及不同层级政府职责划分,“两岸事务”被划归为“中央层级”而非“地方层级”政府事务。柯文哲作为台北市长及台湾民众党主席,发表与民进党执政中央相左政策路线,复因泛蓝执政离岛地方政府支持,形成“蓝白齐抗绿”及“地方包围中央”之政治态势。
首先,兴建金厦大桥凸显台湾政党政治,及“中央与地方”两岸路线分歧。民进党执政“中央层级”反对及不接受“九二共识”,抗拒两岸经社融合发展;蓝营国民党执政的离岛“地方层级政府”支持“九二共识”,试图转换既往扮演 “反共大陆”跳板角色的金门,成为两岸互动的“缓冲地带”及“和平缔造者”;台湾民众党则表示充分“理解与尊重”大陆对 “九二共识”坚持、认同“两岸一家亲”理念。因此在政策光谱上,形成蓝白执政地方在政策上联盟,共同抗击来自绿色执政联盟的“抗中保台路线”。
其次,蓝白与绿之两岸政策争论,陷入台湾安全维护与金门经社发展两元对立目标冲突。陆委会指出在推动两岸事务当中应优先考虑台湾安全的问题,澄清兴建金厦大桥并非是“小三通”的延伸及其硬件的改善;力主兴建金厦大桥将衍生出巨大的“安全”问题,此与“小三通”的安全影响是“两回事”。直陈大陆对台政策,与既往推动“小三通”政策环境已有所不同。言称企图以“两制台湾方案”作为统一的框架,并运用军机舰扰台、禁运台农渔产品输陆等。
随后冷战到来,两岸从敌对到僵持、冷和平,金门不再是两岸战争相互争夺的战略岛屿,而是两岸 “小三通”、和平交流最重要的转运站及缓冲区。许多学者专家、金门地区人士倡议,应在金门建立“两岸和平发展实验区”。2006年金门县政府即委托顾问公司,研究兴建金厦大桥的可行性。同年县长李炷烽即提出,应将金门建立成“一国两制试验区”,与厦门建立 “金厦和平特区”,建设成为一座拥有台湾法制背景的大陆沿海特区岛屿。2009年李炷烽在卸任前,再度倡议“建构金厦和平试验区”。
最后,兴建金厦大桥在金门有其社会民意基础,形成台湾内部政治过程冲突。民进党当局视金厦大桥为大陆的统战策略及措施,透过两岸融合途径将金门融入厦门、成为福建的一部分,建成金厦大桥成为连接金厦、接轨两岸的“脐带”。2019年新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谈话,称“金门马祖可优先考虑和大陆应通尽通,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的新四通”。同年当选金门县长杨镇浯也呼应宣布成立“新四通项目办公室”。
显见大陆倡议,也获得台当局管辖权离岛地区的政策支持。2019年6月“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金门方面则由县长杨镇浯、议长洪允典、“立委”陈玉珍及县商会理事长李有忠等人与会,其中杨县长更在“海峡论坛”中倡议打造“金厦共同生活圈”。换言之,大陆倡议“新四通”,在金门地区有其社会基础,因此金门县长及议会议长、民意代表及企业界皆具有高度共识。
归结而论,民进党当局所强调安全观念,显然是比较偏重传统安全领域。事实上,“综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与传统军事安全观有所不同。后冷战时期,除仍重视政治安全及军事安全外,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等方面安全日趋重要。“综合性安全”为一种内涵较为丰富、开放、发展之概念体系,可谓是一种复合式、多层次安全理念,安全跳脱传统军事范畴。
换言之,两岸当局若能通过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及生态安全交流及合作,反而可回馈至军事及政治领域安全。就此而论,拘泥于兴建金厦大桥冲击台湾安全论点,实过于陷入传统安全概念所束缚,反而失去综合性、复合式、多层次安全相互互赖。从倡议兴建金厦大桥到主张以金门作为“两岸和平发展实验区”,此既符合金门民众需求与认同,也符合大陆当局 “融合和统”渐进主义思维。若两岸当局能够共同协作建立“和平发展实验区”,此对两岸和平稳定关系架构建立实有莫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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