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谈一国两制：为了祖国的完全统一

　　(记者 卢哲)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21日在第三届和平发展论坛“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与启示”中发表题为《为了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演讲。梁振英说，从1984年中英谈判尾声开始，自己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包括参加起草《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起草《基本法》、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工作委员会四个阶段的工作。回归后也在行政会议和行政长官等岗位上实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梁振英由此分享了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个人的经验和体会。首先，25年的经验说明，在一国之内实行两种制度，是完全可行的。第二，中国政府坚持主权原则，顶住了英方打的“国际牌”、“经济牌”和所谓的“民意牌”，坚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收回香港，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本原则的坚持。第三，“一国两制”的实施是具体的和根据法律、依靠法律的。第四，《基本法》的制定方式和条文内容都是有充分民意基础的。第五，《基本法》的实施是科学的。第六，事实说明，实践“一国两制”是对香港有利的。

　　梁振英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客观的事实，我们要说好香港故事，就要先说好“一国两制”的成功故事。“我愿意和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以及在座朋友一道，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共同努力。”

　　以下为梁振英演讲全文：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参加由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主办的第三届和平发展论坛。

　　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成立以来，秉承“团结全球爱国人士，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推动经济文化交流”等宗旨，为祖国的完全统一不懈努力，我表示敬意。

　　最近我和日本和韩国的商界高层交流，大家都高度关切欧洲局势，表示要防范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大家认同在中南半岛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亚洲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升，和平是最主要和最积极的因素。和平发展是亚洲人民的共识，大家极不愿意看到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大家都希望亚洲的主要和领先的经济体能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弥补源自欧洲的全球经济放缓，甚至陷入衰退造成的缺口;大家都希望通过经济发展缓和张力，而不希望地缘政治阻挠区域经济合作。

　　三星期前，我们热烈庆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25年前，中国政府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平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和领土问题，也让英国人体面地交还香港。

　　自从1984年中英谈判尾声开始，我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包括参加起草《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起草《基本法》、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工作委员会四个阶段的工作。回归后也在行政会议和行政长官等岗位上实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今天，我简单谈几点个人的经验和体会。

　　首先，25年的经验说明，在一国之内实行两种制度，是完全可行的。香港今天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货币制度、金融制度、产权制度、教育制度，以至交通制度和语文制度)都有别于我国在内地实施的主体制度。

　　在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间，有世界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公开表示：一国之内，不可能有两种价值不同、发行机构不同、发行方式不同和流通性不同、兑换性不同的货币并存，如果香港在回归后继续使用港币，流通量较小的港币必将被流通量较大的人民币取代。过去25年的实践经验说明，一国之内确实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并存，而且可以互相兑换。以港币为法定货币、自由流通、自由兑换的香港，不仅保持了港币，而且在实施“一国两制”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中国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也成为了香港GDP最大的贡献者。人民币和港币的并存，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和兼容性;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其他相关的金融业务，更说明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下去，在“一国之内，两币并存”的大环境下，内地和香港还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对内地和香港甚至国际投资者都有利的金融活动。

　　第二，1982至1984年和英国政府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坚持主权原则，顶住了英方打的“国际牌”、“经济牌”和所谓的“民意牌”，坚决和全面反驳了英方提出的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毫不含糊的反对英方搞“三脚櫈”的图谋，坚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收回香港，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本原则的坚持。

　　第三，“一国两制”的实施是具体的和根据法律、依靠法律的。用《中英联合声明》的说法，就是以“《基本法》规定之”。中国政府在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批准书互换之后，马上开展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1988年公布了《草案(征求意见稿)》，在1989年公布了《草案》，最后在1990年颁布了涵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政治体制、居民权利和义务、经济等160条条文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用了将近5年，而且主动和广泛征求意见，反覆讨论，深入讨论，理性讨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不仅是香港法律，同时是全国性法律，全国遵守。因此，要评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有没有贯彻好，有没有落实好，不能从念和印象层面讨论，必须以《基本法》的条文内容为标准。

　　第四，《基本法》的制定方式和条文内容都是有充分民意基础的。1985年至1988年，我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执行委员， 1988至1990年，我是谘询委员会的秘书长，不仅听取180名来自香港各行各业各阶层和各年龄层委员的意见，同时深入和有系统性地就《基本法草案》和《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全港进行了迄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深入和最有系统性的谘询工作，形成大量不同性质的文字报告，向全国人大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如实反馈。

　　第五，《基本法》的实施是科学的。《基本法》在1990年颁布后和实施前的七年期间，中央和香港做了大量政策研究工作。当年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谘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先生在《基本法》颁布后就登高一呼，在香港成立的“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回归后改称“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就是专门研究《基本法》条文在香港落实问题的政策研究机构，成立后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基本法》111条规定的“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等货币问题。

　　第六，事实说明，实践“一国两制”是对香港有利的。25年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步：香港的人均GDP反超英国，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香港排名全球第四，新加坡第11 ，英国第13。25年来，香港排除了前途问题的不稳定因素，发挥了“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社会和经济发展得益于内地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的支持政策，也得益于内地的广阔市场。

　　各位朋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客观的事实，我们要说好香港故事，就要先说好“一国两制”的成功故事，我愿意和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以及在座朋友一道，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共同努力。（来源：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