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与欧洲秩序新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光锐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发表专文《变局：混合战争与欧洲秩序的新特点》，作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秩序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欧盟通过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扮演了欧洲秩序主要塑造者的角色，绝大部分欧洲国家被纳入到欧盟内部秩序中;安全方面，北约承担了欧洲多数国家的安全保障职能，扩张的北约不断增强对处于守势的俄罗斯的压力，但是双方保持着大致的战略平衡，维系着欧洲整体的安全秩序;在欧洲内部主要国家关系上，俄罗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融入欧洲”的姿态，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与俄罗斯在安全、经济、能源和社会文化方面建立了稳定且不断扩大的合作关系，弥合了冷战造成的欧洲东西部的“鸿沟”，重新形成了一种沟通交流的局面。但2022年春爆发的俄乌战争对于当前的欧洲秩序带来巨大冲击。欧盟、美国、俄罗斯是决定欧洲秩序的三个关键力量，这场“混合战争”极大改变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欧洲秩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文章内容如下：

　　一、欧俄“共同周边”的动荡与欧俄地缘政治对抗的长期化

　　欧俄关系是决定欧洲整体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东欧国家入盟后，欧俄之间就有了直接的边界，白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等成为了双方的“共同周边”(shared neighbourhood)。欧俄因此具有了共同的周边安全利益，俄罗斯西部、西南部周边的动荡，也意味着欧盟东部边界的不安全。这种共同周边安全空间的观念曾经是双方的共识。在2003年的圣彼得堡峰会上，欧俄达成了“四个空间”的合作议程，包括共同经济空间、共同的自由、安全和法治空间、外部安全合作空间、研究和教育空间。欧盟推出睦邻政策之初也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然而北约、欧盟、俄罗斯三方在安全战略认知上长期存在分歧，始终没有建立可靠的欧洲共同安全框架。

　　冷战结束到2008年前后，欧盟与俄罗斯进行了很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但是受制于美国和北约以及自身的价值观外交，遏制俄罗斯的倾向日渐强烈。欧盟和北约无限制地同步东扩态势，导致俄罗斯对安全的高度担忧。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对俄政策愈加严厉。拜登上台后欧美在对俄施压上更加协调，表露出制造俄罗斯政权更迭的愿望。欧盟的对俄政策也受到少数东部成员国越来越大的影响。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等反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对俄缓和政策，站在了对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实施“民主改造计划”的最前沿。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白俄罗斯政局的动荡、俄罗斯的一系列非法抗议活动背后，都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资助。更严重的是，一种固化的“反俄情绪”在欧盟内部不断上升，使欧盟不断丧失对俄政策的灵活空间。

　　俄乌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欧俄“共同周边”的安全形势，也彻底改变了欧俄、欧美关系。俄乌战争又是一场“混合战争”，美国、北约、欧盟都已深度参与其中，经济战、舆论战、能源战、制裁战轮番爆发，美西方发起了一场“去俄罗斯化运动”，而欧洲正是这场“混合战争”的中心。俄乌战争意味着欧洲整体安全秩序的崩溃和欧洲大陆的再一次分裂。美国和北约在欧洲东部为欧盟制造了一个与俄罗斯长期直接对抗的僵局，欧俄合作关系基本断绝，欧俄之间在心理、舆论、安全、经济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巨大鸿沟。欧盟还通过了乌克兰的入盟申请，虽然乌克兰离实际入盟非常遥远，却使欧盟对乌克兰发展、安全和稳定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也意味着欧俄之间围绕乌克兰会产生更多矛盾和角力，乌克兰局势将成为影响欧俄关系的一个长期变数。因而，欧俄关系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正常状态。欧美协调立场，毫不犹豫地与俄罗斯进行各方面的对抗，将是很长时间内欧洲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征。欧洲未来要解决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恢复欧洲的基本秩序，应对俄乌战争衍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跨大西洋联盟的巩固与欧盟战略自主的受损

　　从历史看，跨大西洋联盟是“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力量基础，在对俄关系上一直有互相协调配合的特点。俄乌战争使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因特朗普政府而受损的欧美关系得到修复。欧盟内部在对俄政策上展现出一致和团结，但是欧盟的安全战略自主计划也严重受损，在传统安全问题上更加依赖美国和北约。俄乌战争还使欧盟完全丧失了在对俄关系上有别于美国和北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迅速通过了“安全和防务指南针”计划，目标是把欧盟建设为更强大的安全提供者(stronger security provider)。最重要的行动是准备组建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能应对各种危机。一些欧盟成员国也宣布大幅增加防务支出。但是这些举措明显无法与欧盟面临的严峻安全挑战相匹配，最终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也让人怀疑。只要安全关系上“美主欧从”的格局不改变，欧盟在安全和防务上的战略自主就无法实现。美国本质上不愿欧盟发展与北约重合或独立于北约的安全力量，希望欧盟在安全上绝对依赖北约并始终服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俄乌战争促进了欧盟强大的经济能力向战争潜力的转化，美国会让欧盟分担更多防务成本，承担起对抗俄罗斯的更大责任，欧盟进一步沦为北约的“经济机器”，而这种转化是在欧美同盟和北约框架内实现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越激烈甚至陷入一种“准冷战”的境地，欧盟就越不得不紧密追随和服从美国的战略，结果是欧盟对外的“集体主权”更为弱化，追求战略自主的口号沦为空谈。

　　从现实来看，战略自主性的缺失是欧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重大挑战。在欧盟推动共同安全政策过程中，东欧各国本来就是主要的反对力量。经过俄乌战争，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更意识到欧盟安全能力的局限，因而更加向美国和北约靠拢，作为它们对抗俄罗斯的安全后盾。波兰副总理声称对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并希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增加50%。欧盟内部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的民意也发生了变化，希望加入北约的意愿显着增强。未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欧盟几乎所有成员都加入北约，欧盟在整体上彻底变成北约的一部分。

　　俄乌战争还沉重打击了欧盟内部的战略自主派。以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为代表，欧盟内部有一批力量试图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所谓战略自主，主要是欧盟要增强独立行动能力，摆脱对美国和北约的过度依赖，建立平衡的欧美关系。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马克龙明确指出：“欧洲、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必须参与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如果我们在北约内部过于依赖美国，我们自己就会处于在边界上无法受到保护的境地。”中美的战略博弈也增强了欧盟战略自主的意愿，博雷利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要避免走到这样一步，即不得不在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在“反俄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欧盟的战略自主派都迅速采取了与美国、北约靠拢的姿态。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法、德领导人采取了务实政策，发挥了主导性的斡旋作用，达成了《明斯克协议》，形成了所谓的“诺曼底模式”。在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中，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主导解决欧洲内部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却都消失殆尽，基本与美国持完全一致的立场。乌克兰以及欧盟内部一些力量不断批评认为，2014年法、德未能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严重错误。在这种政治局面和舆论氛围中，自主派在推动欧盟战略自主方面将很难有新的大的作为。

　　三、环欧洲“动荡之弧”的形成与欧盟内部秩序的隐忧

　　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在新的欧洲秩序创建中扮演了核心性的角色。2003年，即将完成最大一轮东扩的欧盟自信地宣称：“欧洲从未如此繁荣、安全和自由。20世纪上半期的暴力已经远去并让位于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时代。欧盟的创立在这种历史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欧盟的成功扩大使创造一个统一与和平的大陆的前景日益变为现实。”但是自2008年以来，欧洲周边地区连续遭遇各类危机，尤其是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此起彼伏，不断向欧盟内部扩散。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欧盟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安全挑战。欧盟作为世界力量的重要一极，周边安全困境和俄乌战争为它在塑造新欧洲秩序乃至全球格局中发挥作用造成了重大牵绊。

　　近十几年来，一些重大的国家间冲突、内战、社会失序、难民潮、恐怖主义等几乎都发生在欧洲的周边，欧盟已经处在一个“动荡之弧”的包围中。在欧盟南部，突尼斯2010年爆发“茉莉花革命”，随后在北非、中东引发连锁式的所谓“阿拉伯之春”。2011年利比亚发生内战，法、美、英等空袭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利比亚陷入长期混乱。埃及也爆发骚乱，政局动荡。在东南方向，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欧美国家积极介入，支持反对派，“伊斯兰国”崛起，出现大规模难民潮。欧盟与一些北非、中东邻国之间，由于干涉、难民、恐怖主义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甚至对立。2022年的俄乌战争使欧洲大陆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形成新的对抗和分裂，从历史纬度看，实际上这只是自2008年以来导致欧洲周边安全陷入困境的又一重大事件而已。

　　围绕欧盟南部和东部的“动荡之弧”，让欧盟穷于应付，耗费了大量资源和精力。由“动荡之弧”产生的难民危机、治理危机和恐怖主义源源不断扩散到欧盟，冲击着欧盟内部秩序。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在欧盟内部、申根区内享有“自由流动”便利，冲击了申根系统和欧盟安保体系。这导致欧盟内部出现了“再边界化”倾向，威胁到了欧洲一体化最核心的成果——“自由、安全、公正”的内部空间，使一体化面临倒退的风险。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有400多万人离开乌克兰，绝大部分前往欧盟国家尤其是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东部成员国。美国2022年分配给欧洲的难民名额仅为1万人，英国在接受乌克兰难民问题上也谨小慎微，所以大部分难民还将留在欧洲大陆。这将是“二战”后欧洲内部爆发的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欧盟计划为所有入境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三年的居留许可。短期来看，欧盟成员国对于乌克兰难民持开放态度，但是随着人数越来越多，欧盟的容纳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都将面临考验。

　　周边安全危机带来的难民和恐怖主义危机，与欧元危机、债务危机、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危机等相叠加，引起“疑欧力量”的大幅增长。俄乌战争则给欧盟带来更大的冲击，难民问题、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通货膨胀等使欧盟面临新的挑战。英国脱欧以及法、德、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极右翼政党的崛起，都是欧盟内部秩序面临危机的征兆。欧盟内部秩序不稳、一体化进程受阻，反过来会进一步削弱欧盟在周边地区的行动能力、干预能力以及“欧盟模式”的吸引力。

　四、欧盟、北约重心留在欧洲与俄罗斯更加面向东方

　　俄乌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欧盟、北约的力量重心被迫留在欧洲，美国诱导它们关注印太地区的企图遭遇了现实障碍，而俄罗斯在对外关系上则会进一步向东方国家靠拢。拜登政府继续把对外力量集中在印太，同时实行对俄罗斯、中国“双施压”的政策。日美同盟是美国印太地区安全体系的核心支柱，但是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新兴力量崛起，美国日益感到日本力量有限。欧盟是印太区域以外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其经济、科技和政治影响力都远超美国其他印太盟友。所以美国有意引导欧盟关注印太地区。欧盟主要成员国如法国、德国、荷兰都已经推出了各自的印太战略，欧盟则在2021年正式通过了《欧盟印太战略》。同时，大部分欧盟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北约构成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中枢性平台力量，北约的总体军事能力、成熟的协调指挥机制都是美国在印太各种安全机制无法比拟的。引导北约力量向印太倾斜，并通过北约加强欧美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北约的“亚太化”倾向增强，2021年6月的北约峰会首次把中国列为“制度性威胁”，提出北约关注的战略范围要扩展到印太，并积极应对印太大国的崛起。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北约的首要任务是把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投入到欧洲东翼，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装备，因此短期内美国实质上无法将战略重心完全转向印太。美国面临在欧洲和印太“两线作战”的窘境，虽然美国一再声称战略关注重心不会从印太尤其是中国转移，但是俄乌战争在现实层面迫使美国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欧洲，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国从欧洲撤出资源转向印太的计划。对于欧盟和北约而言，周边“动荡之弧”的形成、俄乌战争、欧俄对抗的长期化等这些迫切问题，要求它们必须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欧洲。如果美国将战略重心完全转向中国周边，会从欧洲撤出更多军事资源，降低欧洲在安全上所能获得的保护，这是欧洲国家要极力避免出现的情况。因此，欧洲会继续向美国盟友强调，欧美安全战略合作的主要目标仍是防卫欧洲和应对俄罗斯。

　　俄乌战争把俄罗斯进一步“推离”西方，迫使俄罗斯更加关注东方国家。在严厉制裁下，俄罗斯与欧盟、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中断，尤其是金融、贸易、技术、文化等的交流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恢复，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步伐被迫停止。相反，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东盟等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对俄政策，保持着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例如，印度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并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计划建立卢布与卢比之间绕过美元的支付机制，一再强调维持与俄罗斯的“天然盟友”关系。中俄新时代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没有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这些都是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需要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为突破制裁，对冲因为与欧美断绝关系造成的损失，扩展国际生存空间，俄罗斯会将目光进一步投向亚洲，在对外战略、能源、技术、贸易和多边区域组织等方面与东方国家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结论

　　在俄乌战争面前，欧盟曾经宣称的“创造一个统一与和平的大陆的前景”，不再那么明朗。俄乌战争重新把欧洲拖回到“霍布斯的丛林世界”。俄罗斯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使欧盟认识到，地缘政治安全博弈依然主导着整个欧洲秩序，俄罗斯和美国才是欧洲安全秩序的真正终极决定力量，欧盟仅是一个次要角色。俄罗斯也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这种激烈的方式向欧盟和北约表明，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任何欧洲安全秩序设想都是不现实的。但是俄乌战争又在事实上进一步造成了欧俄对抗的长期化和欧洲大陆的再一次分裂，建立一个平衡、包容性的欧洲整体安全框架的设想在短期内更加难以实现。对于欧盟而言，只有在对俄政策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降低价值观色彩，把安全与稳定利益放在首位，才能逐步稳定失序的欧洲东部，进而恢复危机不断的欧盟内部秩序，并真正巩固一体化带来的欧盟内部的“永久和平”成果。 （来源：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