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走进江苏无锡钱钟书故居

        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非常敬仰钱钟书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作家。这次去无锡出差，我专门抽时间拜访了“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区健康路上一条安静的小巷内。原名“七尺场”，现已改名为“新街巷”。这条巷子不属于那种蜿蜒曲折的幽深狭窄，看来还算比较宽敞，走在里面，视野开阔，清风拂面，非常惬意。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来到了一排白墙灰瓦的门前，这便是钱钟书的祖父于1923年自建的老宅。低矮的门楼、褐色的门板、平实的门槛，以及一字排开的横向的整体平房结构，不显眼，不高调，也不张扬，虽然修旧如旧已“焕然一新”，但时光早已凝固其中，岁月依然显得如此清浅，特别是伴随着房脊的直线和两边勾勒出的三叠式样的风火墙，都默默无声地承载着这组传统民居的前世今生，确实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江南风味。门楣上的红底金字“钱钟书故居”也显得格外醒目，似乎在迫不及待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钱钟书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最初起跑点。
　　我们正准备踏门而进，门边上有两副对联攫住了目光。上联是“文采传希白”，下联是“雄风劲射潮”，这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所写，他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写这副对联，就是说学文要像北宋文学家希白那样文采斐然，尚武要像五代十国钱镠王那样引箭射潮，意思是希望钱家的后人能够学有所范成就文武双全。进门后，我们很惊异于矗立在过道里的钱钟书铜像，没有采用他青春年少的模样，而是取材老年时候的样子，脸露微笑，笑容可掬，浮漾在眉宇间的是天真、童稚、喜悦和奔放。置于身后的背景是一帧古槐画，坚挺遒劲，恣意洒脱，画的右角处有两行填款“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这两句诗源自元好问的《眼中》。钱钟书对此一直情有独钟，曾以“槐聚”为自号。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钱钟书的人生轨迹，好像处处都彰显着“槐聚”的特质，因为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珍分惜秒的治学态度而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也因为严于律己、专心致志而处处体现出温和谦恭、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
　　进入故居大门后，东西两侧，各有三间房，东面的除了一间作为家祠外，其余两间均为钱基博给孩子上课的地方，名为“后东塾”。“东塾”是清文人陈澧的号，钱基博非常喜爱陈澧的《东塾读书记》，他说：“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我们在这个家庭教育基地逡巡了半天，觉得保存得相当完整，两张学生课桌和一张老师办公桌，两边依墙的书橱，都非常精致整洁。透过落地长窗可以看到粉墙花窗上隐隐射入的缕缕亮光，充满深情地温暖着砖纹瓦缝之间的沧桑和斑驳。我们似乎看到，钱钟书正襟危坐读书，埋头苦读，书香依旧袭袭，书声依旧朗朗。
　　有次钱基博在后东塾里，给孩子们出了一个命题作文。应该说钱钟书四岁开始认字，七岁就读了许多书，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文章写出来的效果也还算可以的，但与父亲的严苛要求和期待，还相去甚远，父亲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这次批评也确实起到了快马加鞭的作用，更加激发起奋发读书的志气。他从此由杂览变为专攻，由多看变为常练。读书作文，突飞猛进。据说钱穆在出版《国学概论》前，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让钱钟书代笔初稿，没想到，他出手不凡，气势如流，语言平淡而寓意笃实，文浅近而义理精深。父亲几乎动不了一个字，最后连钱穆也没想到这是出自刚满20岁的大侄之手。
　　故居的第二进的主体就是“绳武堂”，它是家庭议事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堂名是由祖父亲自题额并请当时江苏省省长、爱国人士韩国钧书写。为什么要取“绳武”二字，这是典出《诗经·大雅·下武》篇中“绳其祖武”句。绳：继续；武：足迹。也就是说要踏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比喻要继承祖业，发扬光大。钱钟书牢记在心，坚持不懈，奋发图强，硕果累累，确实没有辜负祖训。奇妙的是他的婚姻也与绳武堂有关。1933年钱钟书放假回家，一封杨绛寄来的信，送到了绳武堂，父亲自作主张打开 一看，就喜上眉梢。他认定杨绛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好女孩，赶忙回信，直接托付儿子终身，也因此很快促成了这段珠连璧合、花好月圆的姻缘。
　　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他把18世纪以后的全部经典都做了仔细通读。1937年，他到巴黎大学深造，又饱览那里的各国文学原著。每次阅读都收获满满，留下了日积月累的许多卡片和笔记。1938年，钱钟书收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够回到母校担任外国文学系教授。此时国内正值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一位友人曾这样评价钱钟书：“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
　　回国后他的惊人才华陆续喷涌，主要以研究专著《谈艺录》《管锥编》和长篇小说《围城》为代表。据说有次在观看杨绛所写的话剧后，突然激发起创作长篇小说的灵感，通过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围城》于1947年出版。一经面市，反响热烈。作品以其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重要地位。该书大部分是在上海写的，但有段时间，为了免受干扰，他曾回到无锡老家，端坐在梅花书屋中，抛开社会交往，躲开市井喧嚣，发动思想的航船，一任文笔的波涛汹涌。
　　这个梅花书屋是1926年钱钟书的叔父钱基厚新建的。当时因后花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名“梅花书屋”。杨绛在《我们仨》中说：“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梅花书屋吧。他们不仅住在梅花书屋，而且一辈子都与书相依为命。钱钟书嗜书如命的性格，从未改变，哪怕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书可读，他也能找出一本《新华字典》兴致盎然地读起来，而且一读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说“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走进这座老宅，就等于走进了钱钟书的内心世界，每一页都写满了努力和刻苦的字样，那些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个教育世家的原始DNA，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找到他青少年时代的痕迹。但“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