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

    　　有史学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谜，它的起源和过程都令人不可思议。”的确，一战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但仍然可以理清其主要线索。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列强之间矛盾激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德、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迅速超过英、法、俄等老牌殖民帝国。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居世界首位。1900年至1910年间，德国又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1870年至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从占世界总额的23%上升到36%，德国从13%上升到16%，而英国则从原先的32%迅速下降到14%，法国从10%下降到6%。
　　大国争夺以实力为基础，一旦实力对比失衡，矛盾必然激化。其中主要矛盾是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与老牌殖民帝国的对抗。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但此时殖民地已被英、法、俄等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其中英国殖民地面积是俄国的2倍、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新兴强国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老牌殖民帝国则全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德国企图以武力战胜英、法并瓜分其广大殖民地，同时借助奥匈帝国争夺巴尔干。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针对法、俄的军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因在北非与法国发生冲突而入盟，形成三国同盟。1892年，俄国和法国签署与之相对抗的军事同盟条约。欧洲初步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俄、英、普、奥、法五强鼎立的均势局面不复存在。
　　德国推行“世界政策”，英国构建反德同盟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世纪末，英德关系总体正常。1890年，威廉二世亲政后推行“新路线”，英德关系恶化。1897年，威廉二世将“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改变俾斯麦淡化殖民地的政策，主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张德国领土；放弃俾斯麦的制衡策略，要求打破欧陆均势，称霸欧陆；大规模建设海军，并任命蒂尔皮茨主持海军建设；与英国竞争，将德国建成强大殖民帝国。德国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德国扩建海军，直接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德国企图称霸欧陆，与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政策背道而驰；德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必然闯入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的势力范围。由于根本利益对立，虽然双方尝试进行协调，甚至还进行了三次结盟谈判，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结盟失败后，英国认为德国既有挑战自身的实力，又有挑战的意图，而且近在咫尺，乃心腹之患。为了全力打压、围堵德国，英国不仅在美洲与宿敌美国和解，而且在欧洲也与先前的敌人俄、法和解并结盟——1904年4月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1907年8月与俄国签订《英俄协约》。这样，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德奥意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的协约国正式形成。协约国的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居于优势，而且使德国处于两面受敌的战略被动。
　　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恶性军备竞赛，欧洲局势由总体和平逐渐走向失控
　　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形成后，双方疯狂扩军备战，力图全面压制对方，结果陷入了“安全陷阱”，走入死胡同。海军竞赛是双方军备竞赛的主要内容，主要在英德之间展开。1898年3月、1900年6月，德国国会陆续通过海军法案，计划1917年前拥有38艘战列舰、14艘大型巡洋舰及多艘其他战舰。英国坚决回击，1906年建成“无畏”号战列舰。1908年，德国要求加快建造“无畏”舰并缩短主力舰服役期限。英国表示德国每建造1艘军舰，英国就建造2艘。1912年，德国制定第五个扩充海军的法案，英国议会则把“双强标准”（超过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海军）法制化。到一战爆发前，英国军舰达688艘，服役人员20.12万人；德国军舰391艘，人员7.94万人。
　　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末，欧洲大国之间战争持续时间只有3年半，欧洲局势总体和平。但到20世纪初，两大军事集团的军备竞赛和激烈争夺，使军事危机和局部战争成为欧洲局势的主体。尤其是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重新划分了巴尔干版图：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归入英法俄集团；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投向德奥怀抱。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各种矛盾交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卷入使这里成为“欧洲火药桶”。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引发“七月危机”，巴尔干“火药桶”引爆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枪击身亡，引发一场危机。此后有1个月供大国磋商，但最终结果却是8月全面开战。其中很多方面值得深思。
　　其一，缺乏真诚、理性沟通，玩弄边缘政策失败。七月危机及至整个一战前的大国外交，定位于争取时间让本国备战，以及壮大自身削弱敌人以赢得战争，几乎没有人真心尝试调解和沟通。斐迪南大公的葬礼，没有一个外国皇室成员或政治家来维也纳参加。同时，玩弄边缘政策的恶习使双方心存侥幸。在一战爆发前10多年，欧洲曾经数次发生危机，大国剑拔弩张直到大战边缘，但最后时刻都达成了妥协，却使边缘政策成为大国外交的恶习。七月危机中，边缘政策再次被视作压服对手的利器，以边缘对边缘，期待对方先退缩，结果“一股脑儿跌入了滚烫的战争沸水中”。
　　其二，联盟产生绑架效应，小国将大国拖入大战。结盟虽然能够增强己方力量，但也意味着责任和束缚。同盟国有了任何举动，不管是否正义，是否与本国有切身利益，都要挺身而出。1914年7月2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接受大多数条件，但奥匈仍于28日对塞宣战。塞尔维亚盟国俄、法立即进行总动员。在此情况下，奥匈盟国德国于8月1日向俄宣战，3日对法宣战。4日，俄、法盟国英国对德宣战。大国被小国拖入世界大战，并使大国在持久的冲突中耗尽国力，走向衰败。
　　其三，极端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裹胁绑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它适当弘扬爱国主义时，能够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而当它被无限放大，就变成了煽动仇恨、搅动事端的帮凶。一战前，欧洲民族主义蜕变为对外扩张的工具。为了满足政客和财阀的野心和欲望，统治者操纵民族主义，把民众绑上战车。知识界、舆论界助纣为虐，寻求理论依据。民族主义唤起了民众的战争热情，煽动这种情绪的政府却失去了控制。
　　其四，观念扭曲导致从上到下轻狂好战以及领导者决策错误。由于认识水平没有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统治者追求“零和博弈”，以“弱肉强食”理念拓展生存空间。多数国家军政领袖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进入“总体战”阶段，仍然信奉普法战争的经验：战争进程短促，一两场会战决定胜负，不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各国的作战计划均立足于速战速决：德国计划39天攻克巴黎，法国人和英国人也认为胜利不过是几个月的事。
　　但是最终双方却陷入了长达4年的血腥堑壕战，卷入全球33个国家、15亿人口。战火遍及欧洲、非洲、亚洲和大西洋、太平洋。双方动员兵力7000余万人，亡约1000万人，伤2000余万人。沙俄、德意志、奥匈和奥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国土崩瓦解，英、法走向衰落。主战场欧洲变成了一片废墟，失去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地位。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但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承受着战争对文明和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