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宁：汪辜会谈三十周年 回头再看“国统纲领”

     作者  谢大宁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

   中国人说三十年为一世，看来真是很有道理的。三十年的时间差距不算很长，但也足够让我们看到明确的历史轨迹，汪辜会谈只是又为它新添了一个例子。三十年前的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无比灿烂的新里程碑，而架构起这个灿烂场景的的“九二共识”，却清晰地发挥了它作为历史催化剂的功效。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于今再回头看看由“九二共识”拉起的历史轨迹，能不令人有唏嘘之感?这也是我要以恍如隔世来形容的缘故。

　　这个由“九二共识”所拉起的历史轨迹，究竟该如何描述呢?政治圈内当然有一种描述方式，于是我们会看到种种伴随着所谓 “一中”而来的说法，然后就是两岸的越扯越远，甚至当苏起先生以九二共识来概括这些说法后，在台湾所兴起的到底有没有共识的争论。当然，伴随着这些争论，我们也看到台湾内部斗争与两岸斗争“若合符节”地展开与扩大，乃至整个质变的过程。不过今天我想换另外一个描述方式，也许可以看到别样的历史场景。

　　与“九二共识”

　　形成“九二共识”最关键的的一件事，其实乃是近年来绝大多数谈论“九二共识”的人都遗忘或是忽略的一件事，乃是因为一份重要文件，也就是台湾称之为“国家统一纲领”的文件。相信了解当时两岸形势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份文件让北京愿意抛出两岸会谈的橄榄枝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台湾表达了愿意思考统一问题后，北京才觉得两岸真正到达了可以对话的时刻。

　　而我也正是想从这份简称为 “国统纲领”的文件，它形成的历史时空背景谈起。就台湾而言，这份文件之所以能够形成，背后是由几个错综复杂的条件共同作用而成的。首先，那时的台湾地区乃是最昂扬、最具有自信的年代。在经济上，那是所谓 “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那时台湾一年的GDP就差不多是整个大陆的百分之四十，台湾百业腾飞，荷包满满。也因此，在那个时刻通过国统纲领，台湾社会虽然谈不上对统一有多少热情，但也并没有什么反感，顶多是有些人会觉得两岸差距太大，离统一条件的成熟还太遥远，就是说说罢了!但至少绝大多数人的确还是把大陆民众当成是“本家亲戚”的。

　　其次，当时台湾的政治结构也和现在完全不同。虽然那是一个台湾政治上“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民进党已然崛起，可是国民党依然牢牢掌控着政权。当时的国民党不仅把控着所有的政治领域、党库之丰盈，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民党的确还是个“完全主张统一”的政党，谁要是不主张统一，是会被立刻清出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即使民进党与国民党在权力上展开激烈的争夺，也确实有人开始推动“台独”，但是整体来说，民进党也只多半在操作 “民主对抗威权”的口号，或者煽动省籍意识，把“台独”包装为所谓的 “本土”意识而已，他们也并不敢真正挑战主张统一的意识，这从民进党创党大老“信介仙”黄信介先生之出任国统会的副主任委员就可以知道。可是，没想到的是，在当时国民党内已经开始埋伏下一个巨变的因子，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登辉。

　　稍微熟悉台湾当时政治发展的人，大概都了解，“国统纲领”的订定，固然的确符合当时国民党之意识形态，也的确是多数国民党同志的主张。不过无论如何，当时台湾的社会条件虽然还谈不上真正推动统一，但是至少已经为国统纲领的出台准备好了足够的条件，而也因为这份纲领，在九二年两岸函电往来中，可以确立 “一中原则”与“谋求国家统一”这两个两岸共识，而事实上汪辜会谈其实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共识才得以登场的。

　　以上之所以要详述这一个由“国统纲领”所衍生的背景，乃是为了说明一点。在台湾后来关于“九二共识”的“阐述”里，总是刻意地集中在所谓的“各表”之上。这个各表的由来其实是诡异的，也是一种刻意地扩大解读。这是因为当时双方的函电往来中，台湾方面对“一中原则”与“两岸都谋求国家统一”并没有异议，但是台湾方面对一中的内涵问题与大陆有不同的表述，可是大陆方面认为当时双方仅为处理事务性问题，所以可以暂时搁置内涵问题，只要双方都各自表述一中原则即可。对于这个“搁置”的意思，就被台湾扩大解读为双方可以保留差异，于是就用了西方谈判桌上常用的 “agree to disagree”方式，认为台湾可以在一中内涵上保留自己的主张。而最重要的是，台湾后来认为两岸当时之所以能达成协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各自表述的空间，并以此刻意隐没了国统纲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也就不提在两岸函电往来时，真正有共识的两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就当然会了解“九二共识”中真正重要的是在那两个真正的共识上，如果一中内涵问题在当时可以被北京暂时搁置，也是因为北京认为只要台湾不背离国统纲领，内涵问题就不致于影响两岸交流，也不至于导致后来两岸关系的恶化。这也就是说，真正导致两岸后来种种变化的源头，其实乃是出在台湾的逐渐自己抛弃了国统纲领。这个抛弃的过程当然是后话了，此处我只是先行指明这点而已。

　“国统纲领”的逐步废弃

　　我必须开宗明义地说，自从“国统纲领”订定迄今，台湾地区领导人虽已换了四位，其中还有两位是民进党籍，但“国统纲领”从未遭到明令撤除，换句话说，“国统纲领”某种意义上说，到现在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早已束之高阁而已。“国统纲领”的遭到冷冻，也象征着台湾社会各领域在这些年中天翻地覆的变动。

　　“国统纲领”之所以遭到搁置，基本是源自于一连串由李登辉与民进党里应外合所发动的政治操作。现在回头来看，从野百合运动、教改游行、假借千岛湖事件所展开的政治动作，乃至李登辉开始启动的所谓重返联合国运动，它们的背后都蕴含着台湾的 “新国族建构”运动，而实质上在两岸的效果，就是分离意识的高张，台湾不断积累对大陆恨意的结果，当然就实质上不断削弱了统一的声音，在这状况下，“国统纲领”的搁置当然就是必然的结果。而也由于“国统纲领”的订定过程，李登辉刻意不循任何立法的途径，而只是通过一种纯政治性的，以临时任务编组的国统会来进行操作，这也就使得这个纲领之存废，全然可以操纵在他的个人意志之中。于是，当“国统纲领”实质废弃后，在台湾“统”这个字眼也逐渐被妖魔化，接着，“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开始逐渐出现了异化现象。

　　不过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台湾民心变化的影响，这影响大概伴随着两岸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生。九十年代的前半段时间，大概是台湾经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刻，但现在看来，也就在那个时间段，台湾开始迅速掉入了中产陷阱之中。对于大多数不懂经济学的人而言，他们可能说不上什么原因，但民众很快就感受到了薪资涨不动了，产业状况也很快发生大面积的显著改变，企业外移的速度令许多人怵目惊心，很多商办大楼开始出现闲置现象，包括台北的东区，高雄的许多地方，乃至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拖车数目，这些变化都是民众很容易感受到的。而另一方面，大陆的发展则是不断增速。刚开始的前十年，对台湾民心的冲击还不大，台湾的发展虽已逐渐停滞，但两岸的落差还是显著的。然而从两千年开始，台湾民众逐渐开始感觉到不对了。当新闻影片偶而传来大陆街头的景象，车辆逐渐增多到开始塞车，甚至塞得比台湾还严重，当大陆朋友不以到台湾来赚外快为乐………等现象出现时，台湾民众开始逐渐从怀疑、困惑到震惊，然后开始逐渐酝酿出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无疑对 “统一”意识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台湾社会开始油然而生了一种害怕情绪，面对大陆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统一就是“被统一”，也因此，分离意识转化为某种逃离意识。

　　这也就是说，之所以导致“国统纲领”被彻底搁置、废弃的原因，固然政治野心家的操弄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整体台湾的社会氛围也的确形成了一个制约结构，这个结构不断强化台湾的逃离意识也是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或者更准确说，由李登辉、民进党所操弄的分离意识，与台湾社会的逃离意识两者之间成为了一种迭加的作用，这样的迭加作用拖拽着整个台湾，都一起逐渐离开了“统一”的论述，“国统纲领”当然也就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刻了。

　　结语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以上我大致从一个历史的视角，勾勒了从汪辜第一次会谈到现在的有关“九二共识”的历史场景，我的描述不是一种政治层面对“九二共识”意涵的分析，而是一种历史眼光的回顾。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三十年的两岸变化，以及让人觉得恍如隔世的汪辜会谈的场景，其真正的原因乃在于台湾对于统一议题的根本转向。“国统纲领”的遭到废弃，是两岸这些年所有困难的起点，也是国民党在论述上只能被民进党牵着走的起点。对国民党许多人而言，他们可能觉得备感委屈，因为要在两岸之间取得论述上的平衡，真是难如登天，但是论分离主义，国民党的逻辑显得委婉曲折，不如民进党的逻辑来得简单直截，而要对一中原则地强调，国民党要找到守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说法，又是同样有着重重艰难。然而不管国民党自认为有多少委屈，也许真正该问国民党的问题乃是：为什么国民党要走上废弃“国统纲领”这条道路呢?且不管“国统纲领”最初的订定，是不是出之于李登辉的阴谋，但当年国民党的大多数人可是都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应该走的道路啊!不是吗?

　　我常喜欢引用史记项羽本纪里的一个故事，项羽兵败乌江，孤身一人逃走时，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碰到一个渔夫，该往哪边走可以脱离那片沼泽地，没想到渔夫骗了他，让他走左边的一条路，于是“左，左乃陷大泽中”。是的，撤废“国统纲领”，从此国民党乃陷大泽之中!但是国民党真的知道了吗?台湾社会又懂得了吗?

　　去年八月因为佩洛西窜台，所引起的解放军的围台军演，让台湾社会以及国际社会都清楚认识到，台湾的确已经来到了和战边缘，一步踏错，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了。而在这个时刻，台湾能否藉助明年的“大选”，让台湾真正可以从这个泥淖中脱困，其实就得看台湾社会能否从这三十年的变化中找到真正的症结点。而我这篇描述，也只是企图指出，其实只要回到“国统纲领”的原点，也许两岸真正的解方就能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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