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军报的故事丨为强军身影留下“底片”

为强军身影留下“底片”

■第76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  王钰凯

前不久，旅队一年一度的伞降实跳训练如期展开。训练场上，我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老班长王国林，彼此热情问候。

2019年，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伞降训练的稿件，向王班长请教的过程中，被他对伞降事业的热爱深深打动。不久后，我拿着一份《解放军报》找到王班长，上面刊载了以他为主人公的稿件《伞降人生》。王班长高兴地拿出几本自己编写的伞降理论书籍送给我。这名完成了2000多次实跳的老班长，没把“零跳伞”的我当作门外汉。毕竟，在采访过程中，他已将很多伞降知识“传授”于我。

看着王班长把这份军报和他的军功章放在一起，我感受到这份报纸的重量——这份报纸，记录了一个个普通又不普通一兵的成长。

我从事基层新闻报道工作近8年，笔下像王班长一样的主人公还有很多。其实，我手中的“笔”，最初是一支画笔。因为军报，这支“画笔”才变成了写作的笔。

因为几幅漫画作品在军报刊载，我意外得到编辑约稿的机会。说实话，初稿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但在编辑耐心指导下，讲述一位老班长故事的《弓的责任是送箭去人生的远方》一文，成为我发表在军报上的第一篇稿件。

这篇稿件，也像一张“弓”，将我射向一个新的起点。我被单位推荐去军报学习，向记者学习采写稿件，向编辑请教编校技巧……其间，我一次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也渴望用手中的笔写下更多打动人心的故事。

那一年，我和几名战友翻过数不清的达坂，来到距离北京最远的边防哨所——支普齐哨所。走进哨所，用胶带塑封、贴在门厅墙上的两张军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一张的日期是2019年10月28日，刊载文章《在那遥远的地方》，告诉读者支普齐哨所到底有多“遥远”；另一张的日期是2019年10月12日，刊载的《支普齐，今夜我们为你守望》一文，记录了3名年轻军报记者和边防战士在支普齐站夜岗的故事。

哨所的老兵介绍，两篇文章都是那年9月军报记者跟着汽车兵来哨所采访、体验后撰写的。当时，几名年轻记者被这里的艰苦环境震撼，看着比他们年纪还小的战士，一个劲地流眼泪。一位带队的报社领导说：“哭没有用，只有把文章写好，才能对得起这些战士。”

两篇稿件中，都提到了1个数字。“7天”，是通过飞机、军用运输车、越野车甚至马匹，从北京抵达支普齐哨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这个数字，这段行程，也是我想来支普齐的原因。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我和哨所战友们一起呼吸着稀薄的氧气，仰望耀眼的银河，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体会遥远的空间距离带给他们的艰辛，感悟赤诚的戍边情怀带给他们内心的充盈。后来，我结合这次采访在军报刊发了一篇文章：《走进支普齐：天涯有群快乐的兵》。

近些，再近些。正如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所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军报上那些打动人心的文章，正是记者用跋涉的脚步和贴近的心灵，挖掘出的一个又一个真实故事，让读者触摸到一份报纸的温度。

这些年，我也尝试写了一些稿件，军报以不同的形式，传递着这份温度。

有时，她成为一份“纪念”——

2021年7月7日，下士帅佳宏牺牲在高原边防执勤哨位上。《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刊发后，帅佳宏的母亲发来信息：“我感到非常欣慰，至少他的牺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是光荣的，是骄傲的！”那份刊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的《解放军报》，通过部队送到帅佳宏家中，放在他的墓碑前。

有时，她成为一个礼物——

去年，我采写了一级上士程烨用画笔描绘边关的故事。没想到，稿件刊发后第二天，恰好是程烨的婚礼。那份军报，以电子版的形式，被主持人投在大屏幕上，成为这场婚礼的开场。

有时，她成为一条纽带——

同一个单位，两支有着不同历史的连队，在不同年份的3月18日，打响过同样悲壮的战斗。《那一天，那一仗》一文，像一条纽带，连接着两支连队，在旅史馆里共同缅怀先烈、珍藏荣誉。

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感悟。在读报、学报、写报、用报的过程中，一步步成长的我无数次告诉自己，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去记录历史，为强军身影留下“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