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跋扈将军梁冀看东汉的外戚政治

　　梁冀其人

　　梁冀的高祖梁统，是安定乌氏人。当两汉之际，梁统先与窦融割据凉州，而后加入到刘秀政权中，可以说是东汉创业功臣之一。梁统之子梁松娶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另一子梁竦的两个女儿都嫁与汉章帝为贵人，小贵人生汉和帝。即将显贵的梁氏突遭大难。因为汉章帝窦皇后将和帝养为己子，担心此后梁氏得志，便将两个梁贵人杀害;又诬陷梁竦谋逆，同样将其害死，家属也都迁徙至九真。直到窦太后死去，和帝执政，梁贵人方得昭雪。

　　如此巨大的打击并没有彻底击毁梁氏家族。到了梁竦之孙梁商这一代，梁氏的地位更加显赫。梁商的女儿和妹妹全被汉顺帝纳入掖庭，特别是梁商的女儿被封为皇后。梁商为大将军辅政，他虽然虚己进贤，但是慎弱无威;二子梁冀、梁不疑和宦官交结，多行不轨。梁商死后，子梁冀被顺帝拜为大将军辅政。此后东汉进入了梁冀执政的近20年时间，东汉的政局也一步步走向衰亡。

　　梁冀凭借父亲和妹妹的因由，得以担任大将军，本人却没有什么政治能力。《后汉书》本传称他“裁能书计”，也就是仅仅具备初级读写算数能力罢了。但是在各种娱乐活动上，梁冀是绝对的行家。据说他“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是一个纯粹的纨绔子弟。

　　梁冀性格暴戾，心狠手辣。当梁商还在世时，洛阳令吕放为梁商亲信，多次说道梁冀的过失，梁冀竟派遣刺客暗杀了吕放，又推说此事乃怨仇所为，进而残杀吕放宗亲、宾客百余人。担任大将军以后梁冀更是肆无忌惮。他向扶风富人孙奋借5000万钱，以马乘为抵押，孙奋只借与他3000万。梁冀大怒，诬陷孙奋母亲原来是自家看守财库的婢女，家产均是盗窃主家所得，于是将孙奋兄弟收监拷打致死，吞没其家财产。

　　不过与诬枉良人、刺杀官吏比起来，梁冀在朝政中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肆无忌惮。

　　朝堂上的争端

　　汉顺帝驾崩之后，年仅2岁的刘炳被立为皇帝，是为汉冲帝。由于皇帝太过年幼，梁皇太后临朝秉政。不过数月，汉冲帝又崩。此时必须从宗室中选择一人做皇帝，太尉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宜立为皇帝。他以周勃、霍光立汉文帝、汉宣帝的历史经验劝说梁冀，希望能“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后汉书·顺冲质帝纪》于冲帝崩后记载“清河王蒜征至京师”，说明李固的主张一度要成为现实。不过梁冀顾虑选年长有德者为帝，不便于梁氏外戚继续执政，还是与太后选择汉章帝玄孙刘缵为皇位继承人，是为汉质帝。

　　新立的汉质帝仅8岁，按说便于梁冀把控。但是质帝为人聪慧，一次朝会时目送梁冀，说道“此跋扈将军也”。可想而知，质帝成人之后必然会对梁冀不利。听闻此事后，梁冀怀恨在心，令左右进毒药毒死了质帝。汉质帝临死前急召李固入宫，最终死在李固怀中。

　　东汉又一次面临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人商议，共同建议梁冀，为国事计，必须立长君，仍推荐清河王刘蒜。这时，梁冀的妹妹将嫁与蠡吾侯刘志，中常侍曹腾等建议梁冀立刘志为帝，以防清河王日后严明，彻查梁冀种种恶行。在梁冀的专横下，刘志被立为皇帝，是为汉桓帝。

　　过了一年左右，有人谋立清河王为天子，梁冀诬陷李固是幕后主使，将他杀害。李固临死前，留给往日同僚胡广、赵戒一封信，提到“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王子今教授由此评价李固等汉末士人群体，“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动荡年代我们民族精神中极其珍贵的刚直的‘脊梁’”(《汉末“三李杜”》)。李固等士人的形象，由梁冀这样的外戚衬托而愈加高大。

　　必须看到，外戚秉政，是两汉固有的政治传统，它曾经发挥过作用，但也因其内在的保守性导致东汉政局的衰微。

　　外戚秉政

　　汉代政治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色就是外戚秉政。与后代外戚有限度地介入朝政不同，汉朝外戚可以直接把持朝政。汉武帝设立内外朝制度以后，外戚往往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一内朝领袖官职。在东汉，外戚又加上“录尚书事”的职权。他们控制住了批阅奏疏、传达诏令的关键职务，对人事任免、财政调拨、内外征伐等事务都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外戚秉政与他们在王朝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密不可分。

　　徐冲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从中古史学中《外戚传》设立的角度思考汉代外戚的政治地位，很给人以启发。他考察《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认为外戚更多是“太后之父兄辈与皇后之父辈，即当朝皇帝之母族与妻族中居于帝之长辈地位者”。最重要的外戚是“帝舅”，亦即与皇帝存在“长幼”关系之人。进而他提出，外戚以大将军辅政、掌握禁兵等工作，并非仅仅因专权获得利益，更是需要对皇帝承担的责任。外戚是王朝权力结构中重要的支持力量。《史记》《汉书》的《外戚传》都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如此看来，外戚在汉代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特别是在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外戚往往要保护太子顺利登基;在新皇即位后，外戚更要帮助皇帝度过熟悉政务的最初几年。可以说，外戚是两代皇帝之间的临时执政者。

　　回顾汉代的几个主要外戚，莫不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霍光扶持汉昭帝、汉宣帝，史丹扶持汉成帝，即便是本文提到的梁冀，也扶持了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不同之处在于有些外戚并不贪恋权势，而梁冀的野心过于膨胀。

　　但是一个政权如果要平稳发展，不能仅仅依赖某几个当轴者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制度保证。很明显，汉朝只提供了外戚秉政的制度，却没有安排限制外戚权力的制度，终究使得外戚权力过大削弱了皇室的权威。

　　也正由于外戚对皇权的巨大影响力，引起后世的警惕。曹魏建立之后，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颁布诏书，限定外戚权力。诏书中说“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禁绝了外戚干政的传统。曹魏此举，正是鉴于前后两汉外戚权力过大导致国运衰微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