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红星》报的情缘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红星》报创刊之初，定为5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4开4版，有时出2版或6版到8版，铅印。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到了5月该报已出版35期。这时，报社遇到了困难，已连续出版了好几期油印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便与《红星》报结下的情缘。

1933年8月，邓小平接任《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对办报并不陌生，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参与编辑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后改为《赤光》半月刊。他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4开铅印报纸形式，并重新编号。他认为，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然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却因出版间隔时间长而不能及时反应部队生活，指导部队建设，所以就恢复原来为4开铅印5日刊，可以缩短报纸的出版周期，加大信息量，充实报纸内容，更能适合部队建设需要。

邓小平把《红星》报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该报先后开设了“社论”“论文”“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党的生活”“新的工作方法”“扩大红军”“红星号召”“响应红星号召”“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红军纪律”“军事测验”“群众工作”“自我批评”“卫生常识”“铁锤”“诗歌”“漫画”以及“山歌”“红军歌曲”“俱乐部”“小玩意”等20余个栏目。从邓小平接任主编起，该报还首次增出32开本的《红星附刊》，系统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大量报道红军的各项工作及经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红星》报内容充实、通俗生动、文图并茂，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当时，报社人手极少，从组稿、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由他亲力亲为。邓小平任主编期间，有近一半的社论由他亲笔撰写，并先后发表了他所写的《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文章。报上醒目的木刻标题字体隽秀有力，多出自邓小平的手笔。还有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重要的文章等，也都出自他的笔下。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真正做到了把《红星》报作为传达和宣传党和红军政策的喉舌与阵地。《红星》报经常刊登中央及军委指示、文件、领导人的文章，以及大量消息、战况报道，使其真正成为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的喇叭。经常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很多文章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具有强烈的指导性。

邓小平还经常采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在“红星号召”栏中，经常发出执行三大纪律、扩大红军、为战争捐款、购买公债、写红色家信等号召，并把指战员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在“响应红星号召”栏内充分地反映出来。1935年9月出版的第8期《红星》报，有《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这样一则消息：“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在中央政府的1932年的2元钱公谷费全数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接着，《红星》报又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学俊的伤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内容是汇报自己病情恶化，请求不领政府发的公谷费，自愿捐给战争。这两条消息刊登后，全军上下很快形成了一个节省经费开支、努力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把《红星》报办出自己的特色，使之真正成为战士的良师益友。他凭借长期搞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改革。他在《红星》报上先后开设了许多知识性栏目。如“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该报于1933年10月第9期发表了一首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接着，该报第15期作为应和，又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以如此形式鼓舞士气，激动人心。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

1934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邓小平谈了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供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邓小平十分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1934年10月，邓小平与《红星》报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报。他总是用扁担挑着铁皮箱，一到宿营地支起箱子就立即投入工作之中。长征途中的邓小平大部分时间在和报纸打交道，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该报在长征途中又出版了七八期油印报，均由邓小平主持编印。多年后，女儿好奇地问起他长征时都做了些什么，他答以铿锵简明的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跟党走。一路编着《红星》报的邓小平就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征程的洗礼，坚定不移地走到遵义，走出绝境，走向陕北，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