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到底在哪里？”——读〔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

詹姆斯·贝特兰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1936年至1941年，贝特兰来到中国，为《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撰写报道。抗战时期，贝特兰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客观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与军队行动，积极参与宋庆龄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并为中国共产党筹募抗战物资，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华北前线》一书记述了贝特兰在抗日战争初期访问延安和八路军抗战前线的见闻。北平沦陷后，贝特兰决定深入华北前线，随后应毛泽东邀请到访延安与八路军驻地。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与贝特兰深入交流，其内容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被后人熟知。此次访问加深了贝特兰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向世界及时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要跟第八路军在一起”

七七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来到北平进行采访报道。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贝特兰与埃德加·斯诺决定绕道山东前往西北，贝特兰希望此次访问“要跟第八路军在一起”。在西安，贝特兰到访了八路军办事处，注意到这里会聚了大量从中国四面八方赶来的有志青年，他们准备投考延安的学校。9月，贝特兰在西安接到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欢迎电报，他立刻乘车去延安，成为第一位到访延安的英国记者。

贝特兰带着好奇与疑问来到延安，他迫切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感想如何？”“战时纲领是怎样的？和国民党的有什么不同？”等问题的答案。在延安，贝特兰多次与毛泽东深入交流，当他问及对战争前景的看法时，毛泽东表示中国一定会赢得抗战最终胜利，认为“在中国持久的抵抗之下，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就要发生危机而内部崩溃”，但中国必须在政治上“使现在的政府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政府”，在军事上“改变‘单纯防御’的方式，采取主动的攻击敌人的战略”。此外，贝特兰还与毛泽东讨论了抗战后的国际形势等重要问题。

在交流中，贝特兰被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深吸引，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度的信心”。贝特兰认为这种信心源于毛泽东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的了解。毛泽东告诉贝特兰，不要对战争初期的失败感到失望，要将军事和政治制度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相信“战争是长期的事实”，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毛泽东向贝特兰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官兵一致的原则”，二是“军民一致的原则”，三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让贝特兰更加了解共产党管理军队的方式。贝特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政治战略家，并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我在中国所遇见的一切人中间，（毛泽东）头脑的冷静和稳健是无比的，这一点打动了我的深心”。

边区的政治“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

贝特兰在延安访问了近一个月，对延安的政治环境、风土人情等进行了全面了解，他用“进步的实验区”一词来形容延安。贝特兰在书中记录了一次边区的政治选举，他观察到“一切阶级都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对此，他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称“边区的政治是全中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的了”。

一切为了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信念。当时虽然陕北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人民，想尽办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如贝特兰记录的，“他们的大多数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组织了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商业虽很活跃，却没有人能赚额外利润”，边区的经济正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

除了政治经济，延安教育事业的成就也令贝特兰赞叹不已。他对延安学校的数量之多感到不可思议，“在这小小的首府一处，就有许多学校”，包括抗大、陕北公学等。不仅如此，这些学校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方针，服务于战争。学校一方面重视教授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尽管边区的资源相对匮乏，但这并未阻碍中国共产党对教育资源的大力投入，“所有的教育用品，从最小的乡村小学到抗大，都是免费供给的”。

延安的生机勃勃深深吸引着贝特兰，他在书中说，“我写下它们来的时候，无论怎样也压制不住热情的激动”，“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显得年轻，在这里人类的最高热情可以获得正当的发泄”。在他看来，延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安身好地方。延安军民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学校学生苦中作乐、抗战救国的精神风貌，共产党员一心为革命的坚定信仰，让贝特兰看到了中国的新希望。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从目前艰苦抗战的暴风雨中产生”

离开延安后，贝特兰前往华北抗战前线进行实地采访。这期间，贝特兰采访了朱德、贺龙等多位中国共产党的将领，就对日作战、游击战等话题展开交谈。贝特兰在八路军总部初见朱德时，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请你说一点北方的和第八路军的战事。”朱德向他详细介绍了山西战局、平型关大捷等情况。当双方讨论如何看待日军战斗力时，朱德犀利地指出日军的弱点在于步兵，步兵依赖于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机械化作战，“如果这些被人截断，他们就陷于真实的不利”，因此，“我们常在山中作战，而并不常在平原作战”。在交谈中，朱德驳斥了日军的荒谬宣传，指出八路军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作战”。

离开八路军总部后，贝特兰一路北上赶往贺龙领导的120师。途中，贝特兰发现八路军与当地人民感情深厚，并在书中记录了一件小事：路途中有需要晚上借住百姓家，有一次提供房间的屋主人“发觉到我们是‘第八路军’时，他就坚决请我们睡他的炕”，这一细节也让贝特兰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民众中的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抵达120师师部后，贝特兰很快被贺龙率真的性格打动，认为贺龙是“天生的游击战领袖”，但贺龙则表示“加入共产党以后才开始他的真正革命生活”。

贝特兰在120师师部迎来了1938年。不同于1937年新年沉浸于国内和平统一的喜悦，1938年新年得到的是南京沦陷的消息。正面战场的节节溃败，证明了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行不通的，“此后将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各地民众将自动武装起来，组成自卫部队”。贝特兰离开师部后，跟随游击队继续深入前线，一路上他都在思考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经验丰富，可以说“他们比中国其他军队更能适应抗日战争的新环境”。

八路军在华北前线的表现，让贝特兰看到了抗战终将取得胜利的希望曙光。“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到底在哪里？”贝特兰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认为“不在沿海的大城市，不在省会”，但“它的确是在这里，在乡村里，市镇里，在这里的农民群众中”。对于战争结局，贝特兰非常肯定中国是万万不可能被日本征服的。贝特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孕育崭新中国的关键，他万分期待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从目前艰苦抗战的暴风雨中产生，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