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体用贯通传承好民歌的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无形文化遗产，饱含着人类历史文化传统，代表着人类文化的精神高度，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历史、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气质是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再认识，是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世代劳动人民通过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创造出极其丰富且极具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民歌。民歌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的歌曲，在世代传唱过程可能湮没了原有作者姓名，却被其他传唱者改编或加工后广泛流传。作为一种用于人们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民歌源于生活，是维系古今之间、代际之间感情和思维，并使之得以一脉相承、赓续延绵的纽带。可以说，每一首流传至今的民歌都凝聚了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是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民歌历史悠久，其主要内容表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生发的思想感情。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民歌为载体、用旋律和诗赋来书写的。远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歌舞艺术，最早的音乐是集诗、舞、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其内容大都与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这在《尚书·舜典》中关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中有鲜明的体现。《淮南子·道应训》中有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里描写的是远古先民抬木头时所唱之歌。《吕氏春秋·古乐》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是先民敬颂天地与祭祀图腾的原始歌舞，记录了葛天氏部落的表演是由三人手执牛尾，以脚步击打节拍。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载有相传为黄帝时代流传的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仅有8个字的民歌，表现了原始时期人们的捕猎生活。被学术界视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也是我国民歌发展的进一步体现。其中，《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也是有关先秦时期民歌最重要、最珍贵的文献资料，其思想性、文学性堪称卓越。继《诗经》之后的《楚辞》，是战国时期的著名诗集，奠定了我国民歌浪漫主义的基石。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则以荆楚一带的《西曲》和江浙一带的《吴歌》为代表。民歌在唐代被称为“曲子”，呈现出繁盛局面。宋代的民间曲子更加深入人心，成为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萌生的基础，也同时引发了文人们竞相写作歌词的热潮，形成了名目繁多的词牌。元代以民歌中的“小令”闻名遐迩。明清时期，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被带到城市的还有原本活跃在乡野的民歌，后被市民和艺人改编加工，促成了民歌的广泛传播，很多当时流传下来的民歌小调，如《傍妆台》《山坡羊》《耍孩儿》《银绞丝》《叠断桥》《满江红》等至今历久弥新、久唱不衰。

民歌始终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与现代专业作曲家或历代文人创作相比，民歌具有口头性和集体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即兴性和流变性等特点。其中，“流变性”是民歌最突出的特点，即民歌的“变”是永恒的，“不变”则是相对的。民歌的流变性主要体现在时代的流变、区域的流变以及人们审美的流变等方面。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是劳动人民，他们通过编唱民歌来传授知识、诉说思愁、表达爱情、祈求幸福、记录生活和历史。一首享誉海内外的《东方红》，它最初是陕北民间流传的一首情歌信天游。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了唱自八路军口中的唱词版本，后经过民间艺人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以及专业词作家公木、作曲家刘炽、演员王大化等一起改编加工后，使得《东方红》的音乐旋律更加规整，节拍由原来的2/4拍改为4/4拍，速度较前放慢，与原曲相比较有了一定的变化。《东方红》的歌词歌颂了毛泽东、歌唱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改变了信天游曲调中的情歌风格，生发出庄严、博大、宽广等新的情感，实现一首情歌向一首颂歌的转型。1964年，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又将它改编成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序幕的交响合唱曲，一经公演，《东方红》便以其辉煌壮阔和气势磅礴的新面貌成为一种极为庄严的乐曲，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道响彻在中国大地上，并唱响全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我国传统音乐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单民歌这个体裁就有百余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其价值在于它所蕴含的文化核心和文化指向，它囊括了人类文化价值中的感性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民歌标示着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模式，也蕴含着文化发展的选择和路向。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歌的原生样貌早已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数代的衍变，至今已无法观其原貌，但它们通过世世代代口传心授的方式，以不同程度的遗传、衍生抑或再生等方式，不断地保存和延续基因和血脉，并融汇到当代各民族各体裁的传统音乐形态之中，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也是世界音乐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瑰宝。

今天，我们更要加大力度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保护就是要不断地“寻根”，要对传统有敬畏之心，尤其在那些有赖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歌面临濒危抑或断绝的现阶段，我们更要有危机意识，要将保护放在首位。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对民歌的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对于音乐来说，即要求我们处理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体”“用”的贯通，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处理好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这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断挖掘民歌这座宝藏并加以融会贯通，在保持民歌原有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尝试将民歌与现代创作技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不断推出既蕴含传统精髓和传统要义，又具有时代感和新意象的作品，将传统民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当代人民群众面前，切实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焕发出蓬勃生机，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