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电影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很多知名文艺工作者为了追求真理，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为抗战胜利和人民解放，贡献了满腔的青春热血和非凡的艺术才华。1938年秋，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来到延安，建立了直属于八路军政治部的电影团。他们用极其有限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场景，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和难以磨灭的光影记忆。

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笃定赴延安 建设自己的电影队伍

袁牧之

20世纪30年代，袁牧之作为上海最早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参演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电影业被迫歇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上海，开赴抗日前线。袁牧之也在这时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南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作为一名演员、编剧和导演，袁牧之希望通过真实有力的纪录片宣传抗日，但拍摄行动刚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抵制和破坏。1938年春，袁牧之辗转来到武汉，经人介绍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历来重视文艺工作，特别是在延安成立了抗敌电影社之后，他一直希望能把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发展起来。当袁牧之提出希望去延安和华北拍摄纪录片的申请时，周恩来十分赞同和支持。他语重心长地对袁牧之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设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为创立党的电影事业打好基础！周恩来的话令袁牧之备受鼓舞，去延安的想法更加笃定和迫切。他随即给好友吴印咸发去电报，称有要事相商，邀其速来武汉。

吴印咸

吴印咸与袁牧之合作多年，袁牧之执导和参与的多部影片，都是由吴印咸担任摄影师。他们志趣相投，配合默契，彼此非常了解和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印咸应导演许幸之的邀请，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救亡、揭露日寇侵略暴行的大型纪录片。他冒着炮火拍摄了许多镜头，但遗憾的是，纪录片未及上映，底片、正片就被国民党全部销毁，艺术家的满腔爱国热情换来满腹愤恨。上海沦陷之后，吴印咸为了生计正在香港踌躇，接到袁牧之的电报后，立即动身前往武汉。

令吴印咸没有想到的是，此次来武汉，他见到的不仅有好友袁牧之，还有周恩来。周恩来邀请他们一起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谈到要在延安建立党和人民自己的电影队伍。吴印咸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民抵抗外敌的英勇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此次见面让他重新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成立电影团 党的电影事业艰难起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才能买到摄影器材成为摆在袁牧之和吴印咸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时，摄影器材都是进口的稀缺货，即便有钱也很难买到。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安排袁牧之到香港去采购。在廖承志负责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袁牧之购买到一台二手16毫米“菲尔姆”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为了保护这些得来不易的器材，袁牧之未敢在香港逗留便迅速赶回武汉。

只有一台摄影机显然有点捉襟见肘，机缘巧合之下，袁牧之又得到一位外国友人的倾情帮助，他就是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当时正在中国拍摄纪录片，他希望能够拍摄到真实的战斗场面，但国民党方面始终以各种理由阻拦。正当伊文思一筹莫展之时，周恩来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使他终于得到了拍摄真正战斗情况的机会，为他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伊文思在武汉拍摄期间，得知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消息，为了弥补不能去延安拍摄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周恩来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他决定将自用的一台“埃姆”电影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留给袁牧之。为了安全起见，由刚到武汉的吴印咸前往约定地点与伊文思进行器材交接。在昏暗的马路边，伊文思将摄影机等交到吴印咸手上，并轻声说道：“延安，延安。”吴印咸紧紧握了一下对方的手，彼此心照不宣。

知道党的经费紧张，原本经济已十分拮据的吴印咸又倾囊购置了2台进口照相机：一台是德国“维阿他”135相机，一台是德国“伊可弗莱斯”120双镜头相机。有了这些器材和设备，袁牧之和吴印咸随即开启了北上的旅程。一路上，他们乔装打扮，历经艰险，突破层层阻碍，最终成功抵达延安。

1938年秋，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直属于八路军政治部的电影团正式成立了。团长由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其他成员有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他有一台照相机），以及承担总务和勤杂工作的抗日军政大学学生叶苍林、魏起。

被大家戏称为“两动三呆”的2台摄影机和3台照相机，再加上1.6万英尺胶片和一些洗印药品，构成了电影团的全部家当。1939年以后，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相继调入，电影团的规模得以扩大。

就这样，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在烽火年代艰难起步。电影团成员用单薄的肩膀和仅有的几台设备，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间，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峥嵘岁月！

冒枪林弹雨 用镜头记录党的抗战事业

1938年10月1日，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成立不久的电影团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拍下了第一个镜头。但战争的残酷很快就显现出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尖锐的警报声骤然响起，延安遭到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轰炸。这次轰炸造成延安军民150多人伤亡，很多房屋被炸毁。当时，吴印咸和同事正在窑洞里维护摄影机，器材被拆成一个个零件放在桌子上。一颗炸弹刚好落在窑洞一角，吴印咸下意识地扑到桌子上，用身体护住所有零件。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摄影机零件一个也没有少。

深入敌后拍摄往往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面对敌人频繁的“扫荡”和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况，电影团成员不仅练就了扛着器材一口气跑几十里的好体力，还锻炼出临危不惧的好心态。危险随处可见，但却无法动摇电影团成员的意志和信念，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任务，将激烈的实战场面，以及敌人的子弹射在匍匐前进的战士面前激起一柱柱尘土的瞬间都收入镜头。可以说，哪里战火最激烈，哪里就有电影团成员的身影。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电影团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情景；陕甘宁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场景；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延安的自然风貌；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民兵和儿童团的斗争；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场景……他们用一个个电影镜头表现了“天下人心向延安”的主题思想，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破敌人封锁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电影团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前期拍摄。因为延安没有制作设备，为了完成后期制作和配乐，袁牧之根据中央安排和音乐家冼星海一起前往苏联。袁牧之离开后，吴印咸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敌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异常困难的局面。为克服困难，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延安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电影团被保留下来。为减轻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成员开荒种地，当年便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并举办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吴印咸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其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这样，电影团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

1942年，摄制组成员在吴印咸的带领下，到南泥湾实地拍摄八路军359旅生产、训练和生活的资料，准备完成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一拍就是好几个月。电影团当时处于“无米之炊”的困境，拍摄电影的底片几近用完，从武汉带来的16毫米正片不仅所剩无几，而且过期了很长时间，几乎无法使用。吴印咸运用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的感光特性，在曝光技术上下了大功夫。他们在房顶开了个洞，利用自然光，凭经验肉眼观察阳光，寻找曝光的时机；找来一面镜子把日光反射到胶片上，在方寸之间寻找剪接点，用来完成胶片的剪辑；借来手摇马达、扩音器、留声机、音乐唱片，用“土办法”做成“有声电影”。虽然人物色彩有些失真，但并不影响成片效果，甚至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很多。

影片拍摄完毕后，吴印咸邀请毛泽东为影片题字，并把题字过程拍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的珍贵影像。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编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改为“联政电影团”，日常通称“电影团”。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印咸等人到东北解放区工作，电影团的工作也宣告结束。后来，为便于称呼，特别是为强调电影团在延安时期的意义和影响，就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团”。

1945年1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电影技师吴印咸同志》一文（中央档案馆馆藏）

延安电影团虽已成为历史，但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却薪火相传，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如今，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走上了百花齐放的繁荣道路，袁牧之和吴印咸相携建立延安电影团的故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一章，将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