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在邓小平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关键动力源泉。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就是逐步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中，特别是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邓小平起着别人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一、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改革初期搞活经济打开局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直积极倡导和推动改革开放，坚持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在1985年会见外宾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破除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把国民经济搞活。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搞活整个国民经济打开良好局面。

搞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和利用市场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利用市场机制搞活经济的经济改革逐步展开。

第一，改革从农村开始并取得成效。邓小平解释道：“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农民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恢复了集市贸易，农民可以把自己生产和支配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市场机制的引入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六，年均增速达百分之七点一，大大高于一般年份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增长速度，极大地增强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第二，允许个体经营进而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大量增加市场主体。这对缓解城镇大量失业问题、增加商品和服务供应、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198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颁发。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全国各地开始了私营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私营经济活动开始纳入国民经济统计。198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九万零五百八十一家，从业人员为一百六十四万人，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实现产值九十七点四亿元，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三十三点八亿元，商品零售额三十三点七亿元。到199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企业为一千五百三十三点九万家，从业人员为两千四百六十七点七万人，注册资金六百点九亿元，实现产值九百二十六点二亿元，营业额两千二百三十八点九亿元。

第三，逐步放开小商品、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放开价格的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哪种商品价格一放开，价格在当时会有一定的上涨，但商品很快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供应会迅速增加，价格也会逐步稳定下来，从而带来市场的繁荣。这是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典型特征。改革先行地区首先尝到了甜头。早在1978年8月，广州市决定把沿袭二十多年的蔬菜购销由国家定价改为购销双方在一定幅度内的议价成交。蔬菜价格引入市场机制后，菜价上扬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蔬菜源源不断汇聚而来，菜源一年四季充足，几十个品种任人选择，起初一度急升的价格很快步步回落。到1984年11月1日，广州蔬菜市场和价格全面放开。两个月后，广州在全国率先放开猪肉价格；再过三个月，又率先放开水产品价格。鱼价放开之初，塘鱼价格曾涨至平均每公斤六元左右，但价值规律很快刺激了广东塘鱼生产的大发展，不到一年便平抑了鱼价。到了广东全部取消水产品派购任务的1985年，广州塘鱼价格稳定在每公斤四元左右，广州成为全国鱼价最低，也最早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伴随着商品短缺、价格管制的是各种票证的存在，许多商品凭票供应。广州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票证最多时达一百一十八种，随着一样一样商品价格的放开和充足的市场供应，票证一个个被取消。1982年还有四十八种票证，1983年减至二十一种，1984年剩下六种，1988年只剩粮票、糖票两种，不久连这两种也取消了。

中国经济改革史料表明，改革初期，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走在前列。在我国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在商品零售环节已占百分之九十三，在农产品收购环节已占百分之八十二，在工业生产资料出厂环节已占百分之七十四，在服务业中也占百分之六十三。可以认为，在经济其他领域开始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商品和服务价格领域的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第四，对国营企业放权让利，使企业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选择了重庆钢铁公司等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在全国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9年1月，四川省把试点工业企业由六户增加到一百户，同时对四十户国营商业企业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此后，北京等一些国营企业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了扩大企业十个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奖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1981年初，以首钢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实行了一些不同的包干办法。1987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确肯定了承包制。当年全国掀起了第一轮承包热潮。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百分之七十八，大中型企业达百分之八十。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三点三万多户，占承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国营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承包制也有缺陷，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经营权得不到很好的约束。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一步实行制度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第五，建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办经济特区和引进与利用外资等方面。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告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设立经济特区。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批准了《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条例》。1981年，《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为特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意见。其中有：创办经济特区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中观察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习与提高参与国际交往的本领，从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特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工业生产方面，外商企业所占比重可大于内地；特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等等。

兴办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是大胆扩展市场机制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扩大就业、发展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人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产生了不同意见，提出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邓小平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大力支持下，深圳特区头几年就办出成绩。由于利用外资，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大，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三点六亿元，1983年跃上七点二亿元。邓小平知道后，非常高兴。他在1984年1月26日考察深圳时，挥笔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从经济特区到全国，利用外资逐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五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利用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起飞，促进市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四射的重要表现。这充分体现和验证了邓小平“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论断的科学性和远见卓识。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逐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和利用市场机制，也是稳步推进的。随着改革初期利用市场机制初步搞活了国民经济，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热心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界和理论界出现了要求承认中国经济要转向商品经济、加快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声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只差一步之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新体制，进一步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他还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

此后，改革不断向经济各领域扩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同。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1989年政治风波后，有人怀疑市场取向改革，甚至出现“计划取向派”，要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捍卫改革开放。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他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为当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邓小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1992年6月12日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邓小平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邓小平还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导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并于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步推进使中国经济更加欣欣向荣，一些年份经济增速达两位数。国企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股份制改革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迅速展开；个体和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私营经济户数1993年至1995年年增幅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吸收和利用外资也走上快车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1994年，经过多方谈判协调，实现了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落后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2年至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在全球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升至第一位。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远见卓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就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为我们避免急躁冒进、循序渐进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

三、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在具体论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方面则有一定区别，总的说是往前强调的，都把市场作用往前提升了，但是这个提升还是在“基础性作用”范围内的提升。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在“基础性作用”范围内提升，是整个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应该说，无论从理论上、政策上还是实践上，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和突破，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跟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好地契合了。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付诸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成熟和高水平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比较大的进展，继续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左右经济运行方面的价格改革，到2017年，我国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实现了市场调节，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又如，目前中央企业所属的子企业，还有地方国有企业，百分之七十都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真正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深化的重要表现。再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由设想付诸实践并且不断完善。全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从2018年版一百五十一项缩减至现行一百一十七项，并已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此外，在开办企业方面，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注册资金从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这是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办法。2013年后，民营经济发展很快。2022年，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四百万户；2023年，个体工商户已达一点二四亿户，支撑近三亿人就业。这两项都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多，体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实施成果。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报告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系统部署，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排在各项改革部署的首位。《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决定》从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方面作出部署，对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出了一系列改革清单，并要求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这些改革任务非常清晰、要求非常明确，指导性很强，是今后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谱写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篇章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