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呜……”1964年7月30日，青海。随着汽笛声响起，承载着特殊使命、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国家一级专列缓缓开动。原二二一矿区公安局局长、当时二二一矿区的公安人员陶瑞滨紧紧地抱着装有“中子源”的箱子，直直地坐在卧铺床边。火车声、车上不时传来的走动声、说话声，甚至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都钻进了耳朵。

守护，让他专注而敏锐。

20世纪50年代，面对西方的核威胁核讹诈，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随后，在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这片曾经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建设起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基地，拉开了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大批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响应国家号召，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投入到研制原子弹的“大会战”中。

为做好安保工作，1964年春天，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公安保卫干部人员到基地参加大会战。陶瑞滨便是其中之一。

从登上专列的那一刻起，陶瑞滨便牢记着组织的重托：“作为引发核裂变反应的‘扳机’，中子源对于原子弹至关重要。要万无一失地将中子源安全护送到新疆马兰基地。”只是陶瑞滨并不知道，此后几十年间参与了多次核试验的他，从那一刻起，开启了用生命守护原子弹的旅程。

守护，让他承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难道是犯了错发配去青海？

1964年春节刚过，组织上便通知陶瑞滨要调动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的一员。突如其来的调任消息，让他满是疑惑和忧虑。疑惑的是对于将被调去哪里，干什么工作，他一无所知；忧虑的是，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尚年幼，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且父母体弱多病，爱人在工厂工作，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一旦走了，所有的重担就将落在爱人一人身上。考虑再三，陶瑞滨向单位提出能否换别的同事前往。

领导告诉他，这是北京来的调干处翻阅审查档案后定下来的。调干处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等组成。上海的单位无权更改。听了这番话，陶瑞滨深感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作为共产党员应无条件服从组织调配，于是他立即回家做准备。

临行前，陶瑞滨等7人被召集到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调干处的工作人员揭秘行程：“你们一行人要前往青海参加一项保密工作。大家要做好保密工作。”

亲人远行在即，家人却什么都不知道，难免疑虑重重。在家人的追问下，陶瑞滨只得说要去青海。爱人一听慌了神，流着眼泪问：“怎么是去青海？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青海是送劳改犯去的地方。为了让家人宽心，陶瑞滨说：“将来你们会知道的！”

“组织既然把我挑来了，我就要好好干！”

金银滩草原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平均海拔3500米，北部环绕着崇山峻岭，西部与青海湖相邻，风景壮美，如诗如画，但绝非是容易居住的地方。高寒、少氧的极端气候，让初到这里的人们普遍身体不适，头晕目眩、气喘吁吁，甚至会鼻子出血。

在历经多日奔波后，陶瑞滨终于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4月初的金银滩草原，地面尚未解冻。刺骨的寒意、缺氧产生的不适，冲击着他的身体。陶瑞滨预感到，接下来要从事的工作会是艰苦而不易的。

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没有房子，大家都住在帐篷里。由于寒冷和高原反应，晚上睡着睡着就冻醒或难受醒了；吃的是黑馍，副食是“三大样”：粉丝、土豆和大白菜。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与上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深夜，金银滩狂风肆虐，吹得帐篷不时抖动。躺在简易床铺上的陶瑞滨久久难以入眠，不时舔舐着干裂的嘴唇。如今，他已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做好保密工作，确保原子弹安全研制。“搞原子弹，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暗自决定：“组织既然把我挑来了，我就要好好干！”

很多年后，每当回想起那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畏和干劲，陶瑞滨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

首次抱起“黑皮露金”的“无价之宝”

“砰，砰，砰……”陶瑞滨站在铀235球面前，首次抱起“黑皮露金”的“无价之宝”，心跳声仿佛填满了整个世界……

这天，天刚蒙蒙亮，陶瑞滨便起床了，简单收拾后来到工作区。他麻利地穿上工作服、白大褂、黄球鞋，戴上特制口罩、防护眼镜、白帽，之后，手上套上薄膜，再戴上纱手套……按照规定要求穿戴完毕，陶瑞滨又对着镜子仔细检查了一遍后，走进实验室。

这是他首次零距离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参加铀235临界试验，搬运铀235球，为第一颗原子弹组装提供安全数据。

为了确保“两弹”研制的绝对安全，二二一基地的安保人员不仅担任着基地安全保卫保密工作，更是肩负着从核产品的理论设计到加工试验，再到装配等整个研发过程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当时，安保工作人员会随同设计部、实验部、生产部等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一起跟班工作，密切注意掌握生产现场的保卫保密状况，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边学习边保卫，确保原子弹研制的安全。

“千万小心！再小心！”同事们再三提醒。

站在“黑皮露金”的“无价之宝”面前，陶瑞滨深吸一口气，双手轻轻地抱起，随着转身移动，最终平稳地将其放到安装试验台上……事实上，这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试验，谁也不知道中间会出现什么状况，但没有人选择后退。同样，陶瑞滨得知能参与试验时，不仅没有片刻迟疑，而且内心充满自豪。

试验成功！出结果的那一刻，陶瑞滨开心地鼓起掌来。

与此同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多条战线研制进展顺利，喜报频传。

随着1964年6月第一颗原子弹综合模拟试验爆炸成功，预示着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从高寒之地到极热之地，千里护送中子源

很快，金银滩草原上，一支由87人组成的参加马兰基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队伍成立。出于保密，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北京第九作业队。陶瑞滨就是其中之一。

他承担了一项重任：把中子源万无一失地运送到试验地。

一场从高寒之地到极热之地的护送由此开启。

1964年7月30日，北京第九作业队踏上国家一级专列，在西宁站停留了一个晚上后，31日，伴着朝阳出发了。

金银滩平均海拔3500米，常年低温，冬天最低温度摄氏零下30多度，即使是最温暖的七八月份，温度也只有几摄氏度。而新疆马兰地区，最高温度达到摄氏50多度。

从高寒之地到极热之地，近2000公里的路程，经过甘肃、新疆，一路上，陶瑞滨见证着日出时壮美的冰雪高山，日落时苍茫的戈壁荒漠……为确保中子源安全，他困了就倚靠着卧铺床头打个盹，饿了就吃一点干馍，昼夜守护着中子源。

8月3日凌晨3时，一声嘹亮的汽笛声划破了新疆大河沿深夜的寂静。伴随着火车声，专列缓缓驶入大河沿站。

“迅速下车，快速转乘汽车！”

根据指令，陶瑞滨抱着箱子训练有素地下火车、上汽车。在夜色朦胧中，近百人的队伍快速移动，在极短的时间里转乘完毕，消失于夜色中。

汽车翻过天山后，队伍顺利抵达国家试验场司令部，在休整了两天后，向戈壁滩塔爆场地开进。

如果说中子源的护送旅程，前一段重点在于“守”，那么，后一段重点就是“护”。

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汽车开过崎岖不平的所谓公路时，不停地摇晃。“害怕中子源被震坏”“无法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陶瑞滨一路托举着箱子，用自己的身体来缓震。

临近中午，阳光像是“攒足了力气”，直直地打在戈壁滩上，酷热无比。汽车就像驶进了《西游记》里的火焰山，所有的人都挥汗如雨。但陶瑞滨脑海里始终回响着那句话——万无一失地将中子源护送到马兰基地。为此，他的手臂不曾有一丝放松。

经过5个多小时路途，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而陶瑞滨托举箱子的手臂已经僵直得难以动弹。

最遥远的“一公里”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队伍驻扎在距离原子弹试验塔1公里处待命。

戈壁滩的气候异常恶劣，中午温度达50℃左右，帐篷内如蒸汽锅，帐篷外像火海，而夜间却要穿棉袄、盖棉被。工作人员每天都承受着“冰火两重天”的洗礼。

生活上也很艰苦，供水定量，每人每天一军用水壶水，没有新鲜蔬菜，只能吃干馍。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没有人叫苦，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小病不看，轻伤不下火线”“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1964年8月，随着试验临近，现场忙碌不已，飞机、大炮、坦克等效应物准备就绪。原子弹的所有部件到场，开始安装。其中，内球组装安排在夜间进行。守护中子源的陶瑞滨，以及二二一基地实验部室主任胡仁宇、赖祖武接到命令，当晚要将中子源护送到1公里外的装备装配工房。

紧急指令的下达，让陶瑞滨等三人“上满弦”，立刻准备。但随着夜幕降临，天空乌云密布，戈壁滩一片漆黑。1公里的路看似不长，可路面坑洼不平，白天走路稍不留心还要崴脚，更何况是漆黑的夜晚。

“一旦摔倒摔碎了中子源，那还得了！那将是党和国家的罪人啊！”陶瑞滨急得团团转。如何万无一失地将中子源送到目的地呢？在多次演练后，三人最终决定：陶瑞滨居中抱着中子源，另外两人一左一右挽着他的胳膊。大家一边喊口令“一、二，一、二……”，一边走路，做到“同声同步”。

在出发之前，陶瑞滨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摔倒也要抱着它，自己摔也不能让中子源摔！”

那是最漫长的一公里。“一、二，一、二……”，漆黑的戈壁滩空中回荡着铿锵的口令声。一路上，在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下，陶瑞滨三人紧紧地挽着，同声同步地前行着。

“不知道走了多久”，三人终于把中子源安全送到核心区。而这时，他们已浑身湿透，口干舌燥，“嗓子都冒烟了”……

或许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完成护送任务后，陶瑞滨因口腔严重溃疡，难以吞咽食物，很快病倒了，被同事送往医院治疗疗养……

三天三夜守护原子弹

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静态装置爆炸成功，航弹试验随之排上日程。1965年4月初，陶瑞滨接到命令，跟随工作队前往甘肃基地参加航弹试验。

5月11日，核弹总装完毕，一切准备就绪，拟于次日清晨投入试验。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而当时，核弹上雷管已经插好，再分解太危险，但若因雷击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核工业部副部长李觉急得来回踱步，对工程物理学家陈能宽说：“你回招待所，我不走了，与弹共命运。”陈能宽则说：“还是你回招待所，我在弹边坚守。”

两人争着要留守核弹的一幕尽收陶瑞滨眼底。在他看来，一个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专家，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一旦核弹爆炸，损失太大了。于是，陶瑞滨主动提出：“两位领导都回招待所，我一个人留守，有情况会立即报告。”

没想到的是，暴风雨持续了三天三夜。

陶瑞滨也就守护了三天三夜。

守护的第一天，望着眼前这个“大家伙”，陶瑞滨急切地在装配工房踱来踱去。而门外，雷电交加，暴雨愈发肆虐。乌云吞噬着天空，天地间昏暗混沌，仿佛世界只剩下了怒吼的狂风、倾盆而下的暴雨，还有彻骨的寒冷。

饿了，陶瑞滨就在原子弹旁吃；困了，就在弹旁边铺张草席睡。

挨过了一天一夜，暴风雨依旧肆虐。尤其夜幕降临，震耳的雷鸣震颤着茫茫的戈壁滩，仿佛大地就要崩裂一般。那一刻，独自守护原子弹的陶瑞滨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和自己的渺小，也唤醒了内心的恐惧……

但，守护原子弹已然成为他的使命，融进他的血液。“守住！坚持住！”他反复默念着，为自己注入勇气与力量。他，承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14日早晨，乌云终于散开，暴雨停止。根据指令，投弹机迅速飞到罗布泊上空。随着按下按钮，原子弹爆炸成功。自此，第一代核武器研制定型，可投入武器化批量生产。

陶瑞滨，承受住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