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绍先：“横尸疆场不足憾，愿留白骨照河山”

昌绍先，1907年8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沔阳县昌家湾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曾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员、皖北工农红军总指挥等职，是安徽省阜阳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为创建皖北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8年4月11日，在皖北指挥红军突围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参谋”

1922年初秋，15岁的昌绍先考入燕京法文学校。1924年，昌绍先常随同乡青年、北大学生孙鸣九到北大旁听李大钊讲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怒潮。昌绍先在北京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

1925年7月，18岁的昌绍先怀着参加国民革命的志愿，投笔从戎，奔赴张家口，考入冯玉祥的国民军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科第一队学习。临行前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诗曰：“男儿壮志出都门，英夷不灭誓不还，横尸疆场不足憾，愿留白骨照河山。”

1926年春，昌绍先在国民军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刻苦攻读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国民军校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国民军骑兵第五师做政治工作，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同年夏，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联合攻击冯玉祥部，冯部在南口与吴、张联军激战。昌绍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英勇机智，深受赞扬。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部队在五原誓师后向西开拔。昌绍先随骑兵师向甘肃行进，经过沙漠地带，行军艰难。他负责宣传工作，鼓动官兵克服困难，顶着狂风飞沙向西挺进。就在这次征途上，昌绍先赋诗一首： “黄沙蔽日天昏暗，狂风卷地石乱窜，炼就一身钢筋骨，砥柱中流挽狂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和革命意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6月，冯玉祥依附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将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原国民军联军中的250余名共产党员集中到郑州，名为“政训”，实为软禁。在郑州期间，昌绍先受党的指示，利用私人关系，打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取得鹿钟麟的信任，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鹿钟麟见昌绍先年轻英俊、机智勇敢，又懂法文、擅演说，很有军事才能，因而极为器重。当时，鹿钟麟是冯玉祥部的前线总指挥，他自认为四个得意的参谋，高望东、昌绍先、朱大鹏（后改名朱军，原南京海军学院院长）、贾本甲（后脱党）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昌绍先年纪最轻，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参谋”。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为在鹿部开展兵运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昌绍先、谢甫生（原名谢祥荫）等随南汉宸去皖北太和驻防的杨虎城部，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同年冬，南汉宸、昌绍先、谢甫生等从开封到皖北阜阳、太和等地，分别向杨虎城部、高桂滋部的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与杨、高两部的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接上了关系。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魏野畴多次与杨虎城将军谈心，杨虎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继续合作。杨虎城鉴于失败的教训，决心创办军事干部学校，训练下级军官，便委任南汉宸为军校校长，昌绍先为第一教导队队长，谢甫生为第二教导队队长，吴岱峰为第三教导队队长。军校在太和县城一个当铺里正式开学，从校长、教导队长到教员，多数是共产党人，课程设置分为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而且着重政治训练，向学员们讲授革命知识、社会发展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没有正式课本，由校长、教导队队长、教官自编讲稿，口头讲授。

昌绍先任教导队队长时，既教练军事课，又讲授政治课，使学员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经过3个月的训练，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全校有200多名学员，思想进步，表现革命，准备在毕业前吸收为共产党员。这是一支十分宝贵的革命力量，为后来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量吸收党团员和进步农民入伍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1月，蒋介石派韩振声来皖北杨虎城部逼杨“清党”，并要逮捕魏野畴、南汉宸等共产党人。杨虎城拒绝“清党”，韩振声胁迫杨同去南京见蒋介石，使杨虎城处境十分艰难。以后杨虎城被迫赴日考察，十军军长由孙蔚如代理。孙蔚如用“礼送出境”的办法，先将南汉宸送出太和，又通知魏野畴等离开部队。

由于形势急剧变化，一些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魏野畴离开十军后，于2月9日夜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有7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建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胡景陶、高望东、胡英初、昌绍先、刘仲华、李烈飞、李端甫、蔡甲午等为委员的皖北临时特委，通过河南省委与中央取得了联系。特委下设太和、寿县、亳县三个特分委，直接领导各县委。特委成员分工由昌绍先领导兵运工作。

昌绍先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高桂滋部教导团，与教导团三营营副、地下党员杜聿德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积极从事兵运活动。杜聿德和杜聿明是同父异母兄弟，为劝说当时任中央军校学员大队长的兄长杜聿明走革命道路，护送其嫂曹秀清至苏州会见杜聿明。因政治观点对立，壁垒分明，兄弟俩谈崩了，杜聿德便来高桂滋部教导团任职。昌绍先问他和杜聿明谈得如何，杜聿德很气愤地说：“杜聿明效忠蒋介石，我和他分道扬镳了。”昌绍先和杜聿德研究了在教导团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和连队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在中共皖北特委的领导下，军队内部和地方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十军、十九军、肖之楚师、王金韬师以及各县党团员由1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十军内部已有党员280多人。昌绍先、杜聿德所活动的部队——教导团9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包括留守司令部的特务连）都为我们党组织所掌握。2月中旬，昌绍先和杜聿德商量决定，利用教导团扩军的机会，大量吸收党团员和进步农民入伍，抓紧军事训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为了组织农民赤卫队配合武装起义，昌绍先身着便衣，携带武器，到阜阳行流集地区组织农协会，先后在宁大庄、小边庄、王关庄、行流集、小关庄、小灵庄等十几个大村庄，组织农友集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打倒土豪劣绅。当时阜阳大旱，3月不雨，赤地千里，劳动人民背井离乡，四处讨米要饭，城乡饥民自发开展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为把饥民自发的斗争引上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斗争，昌绍先和阜阳县委书记李端南深入到阜阳城周围的插花、行流集、北苗集、洄溜、马店、长官店等地，建立了区、乡农协会，发展了数以万计的农协会员。到起义前夕，仅行流集周围方圆50余里100多个村庄的农协会，就发展会员5万多人，赤卫队员也发展到3000多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阜阳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抗差的斗争，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革命热潮空前高涨。

3月25日，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来信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准备好“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须条件”。根据中央指示，4月5日，魏野畴、昌绍先等在阜阳城贡院后街马昌实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可是，在大家讨论时，宋树勋（魏野畴离开十军后，由宋担任地下军委代理书记）反对起义，会上引起争论，没法形成统一的决议。旋即宋树勋叛变投敌，于4月5日晚将党员名单通过太和县县长李天午转告十军代理军长孙蔚如。

4月6日，孙蔚如集合军校学员，收缴武器，把110名党员交炮兵连押送出境。在这危急关头，皖北特委于4月7日晚，在阜阳西湖“会老堂”召开了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魏野畴、胡景陶、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胡英初等20余人。会上，昌绍先向大家报告了兵运情况，指出：目前高桂滋部主力北上，阜阳城内驻军不多，城防空虚，驻军只有两个教导团，其中教导二团和留守司令部特务连大部分被我党掌握，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上述情报，会议讨论决定组织起义，以高部教导二团为起义部队主力，城内工人、学生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配合行动，先解除各地民团武装，然后一齐攻城。会上还成立了皖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魏野畴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二人负责领导教导二团起义部队攻城，其他同志则分别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响应起义。

4月8日，特委获悉阜阳李象贤把起义计划泄露给了国民党特派员办事处秘书吕醒寰，形势十分险恶。魏野畴和昌绍先、杜聿德等研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提前举行起义，抢在敌人反扑之前，实现武装暴动计划。当晚，昌绍先、杜聿德在教导团秘密召集起义骨干紧急会议，传达特委指示，进行起义动员。

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

1928年4月9日凌晨，在滂沱的夜雨中，昌绍先命令敢死队长申明甫根据约定时间、地点，将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起义的信号。不料被敌人发现。

此时远处已闻枪声，敢死队随即将敌司令部门岗解除武装，缴获步枪4支，并立即发出紧急集合号令，申明甫带40多人撤离敌司令部，到东门外文峰塔下集合。由于大雨瓢泼，在城内外各地集合的起义人员，看不清起义的信号，未能按计划配合攻城。这时，把守东城门的第六连排长、共产党员吉超，开枪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鹏飞，旋即占领了东城门，但遭到敌人的反扑。1小时后，住三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杜聿德的指挥下开始起义，击伤教导团团长高建白，击毙反动官兵30人。杜聿德旋即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和魏野畴会师，但未见到魏野畴。

魏野畴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枪声大作，人声呐喊，知道杜聿德已率部起义，便派六连前去接应，他亲率少数起义部队把守东门，坚持与敌战斗。可是这时，教导一团向起义部队反扑，城内留守司令部枪声大作，魏野畴则带起义部队向三里湾撤退，而城西之敌又埋伏阻击，使城内外的起义部队失去了联系，攻城计划难以实现。在此紧急关头，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魏野畴、昌绍先等当机立断，改变攻城计划，将起义部队的5个半连分两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350余人渡过颖河，向阜阳城以北30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后脱党）率领200人前往阜阳城以西的老集一带发展力量，准备接应行流集、王官集部队，会师后开往鄂豫皖边打游击。可是，魏野畴率领起义部队遭到敌人截击失败，魏野畴也壮烈牺牲。昌绍先、杜聿德等率领起义部队，于9日上午按时到达王官集，和当地的农民赤卫队胜利会师。

昌绍先、杜聿德率领起义部队到王官集后，得知魏野畴部已失败和魏牺牲的消息，心情非常激愤。为了巩固和扩大起义成果，建设苏维埃政权，创建皖北工农红军，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李烈飞等商议决定，于9日下午，在王官集北头大寺庙前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庆祝大会。会场门口，高悬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工农红军的军旗，会场内外贴满了红绿标语，起义战士和农民赤卫队分别戴上了“工农红军”红色臂章和“赤卫队员”红色胸章。起义部队拥有长短枪500多支，农民赤卫队有大刀、长矛3000余件。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李端甫、李烈飞分别任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分别任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大会通过了由魏野畴生前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在宣布成立红军时，昌绍先作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皖北革命根据地的报告，会场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

大会结束后，昌绍先、杜聿德带领工农红军，与地方干部李端甫、李烈飞等，积极领导打土豪、分浮财、镇压恶霸地主和扩大工农红军的运动，革命声威大震，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很快扩充到一个团，赤卫队也发展近万人。

“千万要保存革命种子！”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扑灭皖北工农革命烈火，很快调集部队围攻起义军。1928年4月11日晨，高桂滋部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教导一团和所属骑兵营及教导二团兵变未拉出来的三个半连，加上敌县长康欣之的地方团队，共3个团的兵力，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发起猖狂进攻：梁文铁带领教导一团由西面而来，康欣之带领地方团队和骑兵营由东北面而来，对王官集地区进行包围。

为保卫新生的工农政权，昌绍先指挥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攻，激战三四个小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被敌打散。在这严重危急关头， 红军总指挥昌绍先为保存革命种子，命令当地同志疏散隐蔽，外地同志由杜聿德、苗勃然二人带领突围。杜聿德、苗勃然带领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后，向太和县境转移，不幸遭到该县团总尚信臣、练总尚泽普、敌警备营连长曹子壮等带领的反动武装的截击，杜聿德、苗勃然等不幸被捕，在阜阳城英勇就义，胡英初、蔡甲午等20余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昌绍先为掩护当地同志突围转移，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中弹受伤。李烈飞、李端甫等要背着他一起突围，他见敌人已从小边庄冲过来，断然拒绝说：“我身负重伤， 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快突围吧！”并指着西边说：“你们绕小道，渡颍水，到了河西，就可以隐蔽了，千万要保存革命种子！”

李烈飞等含着眼泪，向战友昌绍先告别，带领部分同志在群众掩护下突围脱险。这时，10多名敌兵围扰来，企图将他活捉。昌绍先虽已身负重伤，但仍顽强战斗，掩护其他同志转移出阵地，最后壮烈牺牲于王官集战壕里，时年仅21岁。真正实现了他在少年时写下的诗篇：“横尸疆场不足憾，愿留白骨照河山。”

阜阳“四九”起义是继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烈士，党和人民政府在太和县草寺集兴建了昌绍先等烈士墓和纪念碑，在阜阳城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在王官集建立了“四九”起义陈列室，参观者络绎不绝。昌绍先等烈士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皖北人民心中。

（本文选自《中华魂》杂志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