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先驱——黄松龄与中央党校

　　黄松龄，1898年生，原名黄克谦，湖北石首人。1915年考入北平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在五四运动中被推为该校学生代表，筹备和领导运动。1924年初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读研究生，其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初回国，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8年5月被捕，1930年春被营救出狱后到北平，先后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35年在北方局领导下，利用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身份组织进步学生成立“大学生救国会”，参与推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1940年11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部指导员，中央党务研究室财经组组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947年1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天津解放后，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和天津日报社社长等职。1953年初调任高教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60年10月至1964年7月任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兼国家计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72年11月去世。

　　结合革命实践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

　　黄松龄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是从中央法政专门学校时期就培养起来的。1920年春，他结识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他们影响之下大量研读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通俗〈资本论〉》等。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讲授新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课程，开始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1927年4月，到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土地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黄松龄开始做党的一些实际工作。1930年8月应聘北平的朝阳大学，由此开始了10年的“红色教授”生涯。

　　1934年至1937年，黄松龄接替李达担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他讲授“农民土地问题”，论证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讲授“中国经济问题”，论证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讲授“经济史”，批判曲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社会发展史特殊”论;讲授“经济地理”，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等。他学识渊博，理论精深，语言生动，引人入胜，深得学生爱戴，在京津地区影响很大，被誉为十大教授之一。这期间，他组织和指导进步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劳资关系，建立土地问题研究会，深入研究中国土地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他还积极倡导并组织学生开展社会经济调查，以增加经济研究资料。七七事变后，黄松龄到武汉开展救亡活动，倡导建立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办了《战时乡村》刊物。1938年6月再回南迁的朝阳大学教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0年11月，黄松龄在组织安排下到达延安，在中央财政经济部当指导员，主要任务是研究各根据地的财政状况，给党中央提建议。他结合359旅开发南泥湾的经验，向党中央提出解决陕甘宁边区12万脱产人员自给问题的意见。党的七大后，调任中央党务研究室财经组组长，为党中央起草有关政策指示。黄松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对于现实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岁月

　　黄松龄到中央高级党校专门从事理论研究，源自他既有革命家又有学者的双重品格。他的前半生，为了革命需要中断学业和理论研究，去做党需要的实际工作。到党校工作后，能够把全部精力投身到理论研究、投身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这是他的愿望。他把这作为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的新起点，心甘情愿把晚年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1961年3月，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号召，与杨献珍一起，带领党校10余名理论工作者，深入陕西临潼了解农村情况。通过一个月的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平、调、瞎、统的危害深感忧虑。之后又用2个月时间，遍访西北、内蒙古1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参观工厂，组织座谈，全面细致地了解工矿企业生产发展情况。这样，从1958年末1959年初在高教部工作时到基层调研开始，他在不到3年时间里先后走访了近10个省，这是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黄松龄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生动资料，了解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真实情况，为他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和数据支持。

　　黄松龄在党校工作期间着重于经济学科研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集中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的研究富有远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许多创新性建议，也对中央党校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

　　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对于如何从我国人口多、农民占人口的80%、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等国情出发，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方面，注意和研究得不够。这一时期照搬苏联模式，虽然很快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提出了一些正确思想，但由于急于求成，还是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者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时，除在党校轮训班讲授经济学课程之外，黄松龄也在天津市、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作过演讲。他数次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为题，深入剖析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他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待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与特点概括起来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公有制又具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人与人之间已摆脱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关系，相互间建立了劳动平等、分工协作的关系。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已有了按需分配的某些因素。在流通领域，还通行着等价交换的原则，等等。这几点，对于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反对有些人把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基础上，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准确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是开创性的。

　　黄松龄在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运用辩证比较法。从社会主义内部和人类社会前后联系中分析，使他能够全面、辩证、历史地看问题，没有空话套话，逻辑严谨且自成体系。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些东西是可以结合的，“共产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法，这三者结合得好，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实经济问题

　　鉴于农业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黄松龄特别重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他从青年时代就对苏联和中国的农村、农民以及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研究，长期主讲农民土地问题理论。从1950年代末，他花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土地问题的著作，对中国和苏联的农村问题作过很多探索，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同时，对我国农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探讨。1961年，他撰文《当前农业的发展方向》，详细分析了农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黄松龄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才能使农林牧副渔各种产业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他讲到发展农业不能孤立地发展粮食生产，孤立地抓粮食生产是不会有很大的产量提高的，必须改变农业结构。他在《当前农业的发展方向》一文的最后写道：“农、林、牧、副、渔，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发展的。其中特别要注意农牧结合和农林结合，这是改变我国农业结构和人民生活结构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它不仅是发展当前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六畜兴旺、五谷丰登，青山绿水、柳暗花明，加上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

　　黄松龄在196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改革的思想。比如，针对农业生产，他主张“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发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也要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包产到户、单干等办法是可以研究的。再比如，针对经济生活中统得过死的做法，他主张一类物资市场应当开放，搞点类似“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办法。这些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虽然是零星的，带有萌芽的性质，但在新中国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际就提出来，是需要极大理论勇气的，也彰显了黄松龄的远见卓识。

　　一生与人为善、光明磊落

　　黄松龄的一生历经革命、建设事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到的问题眼光，可以说是革命家、教育家、学者兼于一身。

　　亲和民主的“黄老”。黄松龄在天津工作期间，与许多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相识相熟，始终抱着团结初心，曾经与他共事的同志都亲切地称呼他“黄老”。有同志评价黄松龄一生光明正大，谦虚谨慎，从不摆老资格、摆官架子，不计较名利;待人宽厚诚恳，平易近人。他讲课引经据典，知识非常渊博，妙趣横生，风趣生动，很有亲和力。

　　黄松龄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个别同志的不正确观点或者不正派的作风，他是摆到桌面上来批评的，光明磊落，从不姑息迁就，不怕得罪人。他的批评总是与人为善，对人态度公正，真正教育人、帮助人。他检查和总结工作，总是多作自我批评。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不诿过于人，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干部勤奋工作;对待批评冷静听取，然后实事求是分析，正确就接受，不正确的就作说明请大家共同探讨。他对一切违反党的原则的不正之风坚决抵制，毫不妥协。他坚决反对搞特殊化，不允许破坏党的政策的严肃性。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