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既慎思断行、沉着冷静、敢打必胜,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心怀大爱,用爱党、爱军、爱兵的实际行动成就了“布衣元帅”的大爱人生。
爱党:信念弥坚,忠贞不渝。徐向前一生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党、爱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1924年4月,已在黑暗中求索多年的徐向前,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荡,徐向前一时难以抉择。为了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广泛阅读各种书刊,包括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同时在辗转大江南北的军旅生涯中,对国共两党的主义和行动反复进行观察、比较,终于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认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为党的事业奋勇向前、永不回头的决心。此后的60多年里,他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1990年8月,他病重住院期间,还不忘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深情和坚定信念!
爱军:殚精竭虑,顾全大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徐向前对人民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军队的团结。
1929年6月,徐向前受中央军委派遣,来到鄂豫皖苏区。他积极发展壮大红军队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拥有4万人枪的红军劲旅。同时他与戴克敏、曹学楷一起,共同研究提出六条游击战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基本原则开展军事斗争,并与“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及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确保了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他驳斥张国焘分散游击的主张,指挥部队在漫川关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四军发展到8万人。
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众,与中央的北进计划相对抗,并于1935年9月9日密电陈昌浩: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若毛周张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连夜离开驻地,向俄界进发。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有人慌慌张张前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一下子懵了,但当听到“打不打”的请示时,徐向前立即清醒过来,果断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徐向前凭着坚强的党性原则,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灾难,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爱兵: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徐向前平常话语不多,但却平易近人,要求各级指挥员真正成为士兵的知心朋友,与士兵打成一片。红军时期的每次战斗,他都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后来职务高了,率领的部队多了,也是每战必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采取最恰当的进攻方式,尽一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用炮火轰击未能炸开城墙,前线指挥员打电话请示徐向前,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徐向前考虑到用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没有同意前线指挥员的请求。后来,部队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成功。
临汾战役期间,敌军为阻止我军进攻,竟丧心病狂地向阵地投射毒气弹。战火平息的间隙,作为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徐向前亲自来到前沿阵地,深入指战员中间,戴着口罩与官兵们一起席地而坐,深深地感动了每一名官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徐向前曾讲:“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不许蛮干,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他还要求政治部门开展爱兵教育,干部做士兵的表率和知心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徐向前始终像父兄般关爱自己的部属,也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衷心爱戴!他率领的部队所向披靡、战功卓著,这与部队内部官兵一致、上下团结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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