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与融合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文明之间只有交流互鉴、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西方古典文明在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便曾与古代近东文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交往与融合。

西方古典文明指的是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这两种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古典的”，在于古希腊文明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而古罗马文明则吸纳了周边诸多文明的成果并成为希腊文明最直接的传承者，故而它们才被后世合而观之地称为“西方古典文明”。国际史学界所说的“古典学”（classics），其研究对象即为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各个方面。而上起公元前四千纪（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1年）的古代近东文明，除两河流域、埃及外，还包括米坦尼、赫梯、埃兰、乌加里特以及波斯等诸多文明，形成了东地中海文化区。

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千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1年），即古代希腊历史上的克里特文明时期，至近东诸古代文明相继衰落前，即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前，相互交往断续达16个世纪。一般而言，这种交往——无论是近东各文明内部，还是与西方古典文明之间——常常源于利益的驱使，自然与大小不一的冲突相伴，但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不同的相互影响。尽管所起的作用在程度上各有所异，但是不同文明间确实存在互动融合和相互影响，即便在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在近东地区广泛传播过程中也深受当地文化影响。

就古代希腊而论，从时间上讲，其早期历史经历过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荷马社会、殖民运动以及古风时代。此间与古代近东诸文明的交往，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形式上以商贸、殖民为主线，而人员的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也集中表现在建筑风格、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例如，希腊克里特迷宫的廊柱设计即受到埃及建筑的影响，进而在历史时期演化为承载希腊人的精神观念、表现希腊人审美取向的神庙建筑柱式；荷马史诗中有关在战场上焚祭希腊阵亡将士的记载亦见小亚细亚赫梯文明的旧俗。在古风时代，亦即希腊文明的初始阶段，希腊字母文字的出现在定年上虽有“公元前8世纪早期说”与“公元前8世纪晚期说”，但源自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字母文字却是不争的事实。若由此前推，腓尼基字母则源自西奈字母；作为古代迦南地区闪米特语言的书写系统，西奈字母的起源又受到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

《剑桥古代史》卷四序言指出，由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标志是波斯阿契美尼帝国与希腊诸邦冲突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与异族的专制观念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而面对波斯人的入侵，希腊人并未屈服，而是战胜了异族专制统治的企图，并成就了古典时代的辉煌。古典时代末期，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及其继任者的继续东进，将西方古典文明的空间范围拓展至近东乃至中亚。这不仅开启了崭新的希腊化时代，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托勒密王国，埃及祭司曼涅托不仅“深谙希腊文化”，而且用希腊语完成了《埃及史》的写作，其中“针对埃及历史的记载，他批驳了希罗多德因无知所造成的诸多谬误”。随着希腊化王国对中亚的征服，希腊的造像艺术影响了当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逐渐发展为佛教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犍陀罗艺术”，诸如赫拉克勒斯这样的神话英雄也被吸纳、改造成为当地艺术主题中的形象。在中亚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以希腊语为载体的“七贤箴言”则从德尔菲传到该地，并被镌刻在圣地。除了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外，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亚历山大身后留下的希腊化王国也适应了当地的传统，如托勒密王室的法老化，塞琉古王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其实也保持着当地的传统结构模式。因此，所谓“希腊化”，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在碰撞过程中的再度融合。至于“希腊化时代”这一年代学框架，其实夸大了希腊之于东方的影响，实际上应该是地中海世界的“全球化”。

至于西方古典文明中的罗马，它从公元前3世纪末在环地中海地区逐渐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公元2世纪初所建行省多达40个，各文明间的交往达到鼎盛。地中海在当时罗马人的眼里已被视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其政体形式、行政组织、法律体系等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并作为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文明的一部分传到中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学界所称的“罗马化”旨在讨论各行省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罗马文化在行省的传播与影响。但是，这种传播与影响也有其局限性，在不同行省也都呈现出形态不一的地方性特点，尤其是维持着城邦自治传统的希腊地区。

由此可见，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为地中海诸古代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历史途径。但所谓“融合”并非文明的同质化，而是相互吸收和化用彼此的某些先进文化元素为己所用，从而形成共生的态势。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诸文明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但从较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这些古代文明间互益与共存现象则是显而易见的。

自20世纪晚期起，中外学界已不仅仅局限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个案研究，而是把上述诸文明作为整体加以考察，以更广阔的视野解读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与融合。究其目的无非是，一方面要探究古代诸文明在各自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特性，另一方面则要把握人类诸文明早期发展中的共性，进而探寻文明多样性对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西方到东方，历史在交往与融合、统一与分裂中不断生成演进，其“古典”政治的发展进路，最终走向汇流。正如林志纯先生在中西古典学研究成果中所展示的那样：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旧大陆的古代国家形态大都经历过从城邦到区域王国、复至帝国的过程，而中西诸古代文明发展的具体历史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便造成了中国古典文明的长期延续，西方文明则经历了由古典时期而中世纪的阶段性发展。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