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质力量,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战场。从20世纪60年代仿制苏联靶机起步,到如今跻身全球无人机技术第一梯队,中国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奋斗史诗。
从长空一号的艰难探索,到翼龙、彩虹系列的全球热销,再到攻击-11、无侦-8等尖端机型的惊艳亮相,中国无人机不仅实现了技术自主与体系化作战能力的跨越,更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重塑了规则与格局。
“我们的无人机”系列策划将带您回顾中国军用无人机进步发展的关键节点,剖析各型无人机的技术特点与战略价值,细看星星之火如何终成燎原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煦带领助手检测无人靶机(2008年10月28日摄)图源:新华社
1966年12月6日,军用无人机“长空一号”首飞成功,奠定了我国无人机发展的坚实基础。长空一号的研制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标志着中国无人机技术从“零”到“一”的跨越,更是一场自力更生的国家意志实践。这簇“星星之火”,最终点燃了中国无人机工业的燎原之势,为今日全球领先的无人机体系奠定了根基。
苏联“拉—17”靶机。图源:网络
六十年代初,我国还没有无人驾驶靶机。虽然从苏联进口了“拉-17”靶机,但这种飞机性能差,使用空域窄,续航时间短,只能飞十几分钟,而且协作面广,每次执行空靶任务时,要由苏联进口的大型飞机带到天空投放,还面临着进口大飞机严重的老化问题。
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外方取消援助、撤回专家,实行技术封锁,“拉-17”靶机也被停止了供应。进口的靶机所剩无几,让我国航空武器试验一度陷入了困境——靶试即将“断粮”,没有靶机,武器再好也无法试验定型。
大家意识到,若长期依赖进口,势必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进程,依靠自主研发,成为唯一的出路。1965年3月,“长空一号”无人靶机的自主研制正式启动。
某型无人机放飞前,赵煦院士在机场一线指挥。杨军 摄 图源:解放军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煦,被誉为中国“无人靶机之父”。他1964年7月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和对航空事业的追求,来到了驻守在大漠深处的空军某试训基地。加入“长空一号”无人靶机课题小组时,他年仅27岁。
当时国家经济实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研制一种新型且性能先进的靶机,其难度异常大。无人机研制必须结合国情实际,少花钱、多办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年轻的赵煦系统学习航空理论,将专业知识与实践结合,主导了从气动设计到飞行控制的全流程研发。他带领团队利用计算尺、算盘、手摇计算机等简陋设备,从废品堆里找来了某型歼击机的轮子、钢筋、铁条,让基地修理厂焊接了一个车架子。一切都是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却只用3个月,就完成了苏联“拉-17”靶机的测绘仿制,并于1966年12月6日实现首飞成功。
“长空一号”。图源:南京航空航天馆
那时的“长空一号”无人驾驶飞机也被称为“星火”无人机,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是测绘仿制苏联拉-17无人靶机,但绝非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加入了自主设计和创新。
“长空一号”采用涡喷发动机,但初期存在发动机与机身连接不稳定的问题。赵煦团队创新设计发动机固定箱,通过优化应力分布,解决了动力系统与机体的刚性连接难题,确保飞行稳定性;传统无人机依赖母机投放,成本高且操作复杂。受国外小车图片启发,团队研发出滑跑起飞车,使无人机通过地面滑跑自主升空,改变了国际上用有人机高空投放靶机的历史。这一设计不仅降低使用成本,还大幅提升部署效率,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式智慧”。
“长空一号”的首飞成功,奠定了我国无人机发展的坚实基础,结束了我国靶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其创新方案为以后无人靶机的研制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我国无人靶机的研制,要立足于改装,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老路。
核爆炸后的蘑菇云。图源:央视网
“长空一号”后转由南京航空学院具体负责,于1976年底设计定型,军用正式编号“靶5”。作为一架大型喷气式无线电遥控高亚音速飞机,“长空一号”可供导弹打靶或防空部队训练,经过适当改装可执行大气污染监控、地形与矿区勘查等任务。
当时,利用无人机进行核试验取样是美、英等少数国家才掌握的技术。核爆炸约8分钟后,无人机就可进入蘑菇云取样。这样既可以取到高浓度的早期样品,又不会伤害飞行员的身体健康。
南航基于“长空一号”优良的飞行性能、简便的使用方法和低廉的制造成本提交的无人机核试验取样方案,引起国防科委和空军司令部的重视。1977年,“长空一号”开始参加执行原子弹空爆取样任务,并很快完全取代有人机取样,在多次核试验取样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开创了我国核弹空爆取样的新纪元!
来源:新华社、央视网、中国军网-解放军报、中国广播网、生活网、扬州晚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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