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职贡图》与“华夷一体”理念的书写

费孝通曾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因是以少数民族身份起兵、立国，所以在入主中原、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极为重视对于王朝“正统性”的确立。为此，清朝始终不遗余力地破除“华夷之辨”理念，并提倡“天下一家”来代之；与此同时，在清朝远超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进一步加深。这些都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得以发展和巩固。乾隆朝由朝廷主导编纂的大型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是以海外各国与中国少数民族为书写对象，清晰地展现了盛清时期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史实，鲜明地表达了“华夷一体”的民族大一统理念。

　　自清朝建立后，因其属于汉族士大夫眼中的“夷狄”，因此，对于“华夷之辨”这一理念较为排斥，特别是随着大一统疆域的不断扩展，“华夷之辨”所带来的民族隔阂并不利于多民族的治理。有鉴于此，清朝在边疆民族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外一家”理念，旨在促进汉族与各民族的融合。雍正帝就曾饶有趣味地提出了带有共同体意蕴的理念：“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这其中不乏对于“华夷之辨”的深刻厌恶。

　　在清朝所提倡的“中外一家”里，所谓“外”在很多语境中是指以“四夷”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如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帝针对蒙古族曾指出：“蒙古各部落，世受国恩，输诚向化，中外一家，岂容歧视。”从《皇清职贡图》编纂的过程来看，始终遵循的是“中外一家”理念，“车书万国，统八表以攸同；中外一家，遍九围而是式矣”。在此指导之下，展开了清朝对于多民族统一进程与史实的历史书写。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廷准备编纂《皇清职贡图》伊始，傅恒就代表清廷向史官群体表达了该书要宣扬“中外一家”的编纂理念，“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皇清职贡图》编纂之初，主要针对的是清廷平定金川之战后的民族统一状况。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清军逐渐勘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统一了西域新疆，《皇清职贡图》也立即对这一突出历史贡献着重进行了泼墨着笔，“增绘伊犁、哈萨克、布鲁特、乌什、巴达克山、安集延诸部，兵卫三百余种，分图系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该书编纂完成，此后又对不断统一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诸多增补。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史官群体绘制了爱乌罕、霍罕、齐启玉苏、乌尔根齐诸部，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以及内附清朝的云南整欠、景海诸土目等图册，这进一步扩大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三十六年，补充“土尔扈特台吉”等三图；四十年，增添“整欠头目先迈岩第”等两图；五十五年，又把“鲁康布札番人”加入书中；五十八年，增绘《巴勒布大头人并从人即廓尔喀》。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画朝鲜至景海七十三段官目民人男妇”。《皇清职贡图》的动态编纂和增修过程实际上就是清朝实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真实写照。

　　《皇清职贡图》在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较为直观地表达了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外有别观念。传统“四夷”范畴中的两个群体即少数民族与海外诸国也被完全有意识地切割开来，少数民族被当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被加以对待。

　　在中国传统的官方史书里，把边疆少数民族与海外诸国共同称为“四夷”已然成为一种公开的王朝意识形态。然而，《皇清职贡图》编纂之时却很明显地对二者进行区分。中国疆域版图以外的国家被称为“诸外藩”群体，与中国少数民族分开，“以朝鲜以下诸外藩为首，其余诸藩诸蛮各以所隶之省为次”。为彰显这个外藩群体的独立性，《皇清职贡图》将其单列一卷，所包括的国家有：朝鲜国、琉球国、安南国、暹罗国、苏禄国、南掌国、缅甸国、大西洋国、大西洋合勒未祭亚省、大西洋翁加里亚国、大西洋波罗泥亚国、小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瑞国、日本国、马辰国、汶莱国、柔佛国、荷兰国、俄罗斯国、宋腒朥国、柬埔寨国、吕宋国、咖喇吧国、嘛六甲国、苏喇国、亚利晚国。明显地，在该类群体中，已然不再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外诸国。

　　整个《皇清职贡图》共列有600幅画像，刻画各少数民族，清朝颇为骄傲地将其视为对往代的超越，从而作为大一统业绩的突出标志：“以纪盛德昭宣，无远弗届，为亘古之所未有。”每幅图上面同时运用满汉两种文字进行诠释，“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这种对于少数民族具体生活状态的记录表达出清朝对于少数民族认知的深切渴望，当然，也正是通过这种具体而微的描写，清晰展现出多元一体格局下少数民族的真实状态，而非天下观里想象或者虚构的民族。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这个群体，《皇清职贡图》则明确地将其列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特别是不再将其作为与汉族对立的群体，或者其他什么性质的群体。首先，《皇清职贡图》很好地诠释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那就是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都共同生活在中国的疆域版图中。“一家中外奉王春，旧隶新藩式化均。”这些都表达出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认同。其次，清朝在面对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群体时，不再使用“中国”概念与之对立，而是较为频繁地用“本朝”“国朝”来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多情况下，《皇清职贡图》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来叙述少数民族的归属性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也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一种自在表达。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大都持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立思想，也就是“内诸夏、外夷狄”，并默认少数民族天然生活在边疆地区。然而，至清朝，积极努力地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在大规模移民浪潮中，既有内地移民走向边疆，也有诸多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的现象。多民族交错分布、共同生产生活、密切交流，少数民族也不再被认为是边疆地区的捆绑体，对于此种现象，《皇清职贡图》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书写与记录。

　　仅从《皇清职贡图》的文本布局来看，就选择了以地域来统筹民族的书写方式，把涉及少数民族的地区、省份当作总纲，来具体展开关于该地区所涉及的多元少数民族叙事。从整个《皇清职贡图》来看，主要有西藏、新疆、东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毋庸置疑，这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边疆地区所能够统筹的。换言之，少数民族既生活在边疆，也生活在内地，是多民族融合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征的展示。

　　一个颇应引起思考的书写现象就是，清朝在编纂《皇清职贡图》之时，尽管对于少数民族有着清晰的认知与书写，却并未把满族、蒙古族两个重要少数民族纳入《皇清职贡图》的书写中。很大程度上，这与清朝自入关初就一直秉持的满蒙汉一体观念有关。清朝以满族起家，通过满蒙联姻，使蒙古族成为清朝江山稳固的重要支撑，加上又极为重视满汉一家的建构，因此，满蒙汉一体实际上成为其多元民族格局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与多元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皇清职贡图》是清王朝“华夷一体”大一统观念的重要表达，也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书写。《皇清职贡图》所彰显出的“华夷一体”理念实际上酝酿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成为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的直接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