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与他的“居官七要”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到天顺元年（1457年），薛瑄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职。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并监湖广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对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十多起冤狱案，不惜得罪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王振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薛瑄蒙冤，王振的老仆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平息叛乱。其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文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辩冤。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近七旬的薛瑄得到朝廷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他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屈杀忠臣于谦。从此，他对振兴朝政毫无信心，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致仕还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薛瑄写过一部《从政录》，内有诸多名言，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后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对此有记载，指出“此居官之七要也”。

第一要，“正以处心”。

这里说的是要端正内心。《大学》里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里重点讲了两点：一是不要被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左右和影响；二是心有所在、心有所安，强调的是做事情的专注度。内心端正，才能做事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才能在顺境时把握住自己，逆境时能反求诸己，心态平和，不怨天尤人。有端正的心态，是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的前提。如果一个人心生贪念，做官动机不纯，一定是个贪官，是个国家蛀虫。有端正的心态，不为名利，才能做成实事、做成好事。这一点是“居官七要”之首，也是居官的基石。

第二要，“廉以律己”。

当从“戒贪”“戒争”两个方面严于律己。“戒贪”是要戒除在财物上的贪念；“戒争”是要戒除在功名上的欲望。这是对“正以处心”的补充和完善。曾国藩《不求》诗云：“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诗句虽说通俗，其理却是大道。这是无论何时都有着积极意义的做官要求。“贪”“腐”二字，居官者往往容易陷溺其中，因此要戒之慎之。这实质上是价值观的要求。居官者应该清心寡欲，耐得清苦的生活，才能为民谋福。

第三要，“忠以事君”。

何谓“忠”？就是要尽己之力，恪尽职守、维护权威、顾全大局，才能上对君主，下安黎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对臣子行为要求的进一步深化和递进，强调臣子应当以忠诚之心来服事君主。它不仅仅要求臣子在行为上符合礼仪，更要求臣子在内心上对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在中国传统社会，要求这种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基于对君主的敬爱、信任，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

第四要，“恭以事长”。

“恭”作恭敬讲，“长”是自己的上级。对上级要恭敬，要在工作和原则上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上级有不足之处，就委婉地提出来，不能置若罔闻。恭以事长，实际上不仅要尊重上级，还要尊重长者，而且对他人要有恭敬心。这种恭敬心在日常中的表现就是：他人好，我们为之高兴，有随喜心，不忮不求，因为“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实在是要不得；他人不如我，我们要有同理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既理解人又帮助人。

第五要，“信以接物”。

何谓“信”？“人言为信”是也，就是待人接物要以诚信为本，诚以待人，信以处事。居官者如果不讲诚信，将会败坏社会风气。《论语》中讲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居官者的诚信度，将决定社会的诚信度。如果居官者不诚信，那么百姓的诚信度将受影响，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因此，“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六要，“宽以待下”。

《中庸》讲“在上位不陵（通凌）下”，在上者不欺凌、欺压属下；对待下属要宽厚、宽容，要有容人的胸襟，既能容短也能容错。在做实际的社会管理工作和社会事务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在安排工作时，应知人善任，不应因为一个人的缺点就使他成为边缘人物，应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安排他们胜任的工作。

第七要，“敬以洽事”。

“敬以洽事”按现代语言解释，就是爱岗敬业。工作要当事业做，勤勉踏实、兢兢业业，“择一事，终一生”。对待工作不能不作为和乱作为，更不应漠视民生疾苦，遇到工作推诿扯皮。因此，“敬以洽事”可具体引申为勤政爱民。薛瑄在《读书录》中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他在《从政名言》中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