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外服体系演变与早期天下观

商周时期的“服”有三层含义：一是狭义上的“职事”“职役”之意。二是指具体的“服贡”之物。三是广义上的“臣服”政治观念。狭义上的“职事”“职役”或“服贡”之物都是商周“臣服”政治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来看，西周外服体系的演变折射出中央王权对地方诸政体政治管理方式的变化，其塑造的中国古代早期天下观对后世影响较深。

“肇彻周邦”与周初封建

“肇彻周邦”一词出自西周铜器史墙盘，是追述成王的政治功绩之语，裘锡圭认为“肇彻”作动词表示“划定疆域”，意为成王开拓确定周王国的疆界。这在西周史上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功绩，成王通过推行分封建国制度奠定了西周全新政体结构。这也符合学者将文献所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的大分封定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康时代。《左传》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成王正是通过“选建明德”分封了鲁、卫、唐叔以及齐、燕等诸侯，从而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秩序。

成王以分封诸侯而开启的“肇彻周邦”，塑造了西周早期外服体系中东土齐、鲁，北土燕、晋、邢，南土应、曾等诸侯的政治格局。周王在册命这些诸侯长时，还象征性赐予他们“加命专伐”的权力，诸侯长作为周王的“权力代理”身份，对外服地区的异族之邦和殷旧势力行征服扩张之事。这一方面起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无形中推动了西周外服体系的扩张。

“敷有四方”与西周外服体系扩张

“敷有四方”一语出自西周晚期逨鼎，是追述文武二王的功业用语，意即管辖统治“四方”。铜器公布者撰文引《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释“四方”为“四方的诸侯国”。很显然这里的“四方”与“中国”是相对的概念，孔颖达注《民劳》之“中国”为“中畿之国”，这也就近于金文所言“内国”之义。另外，与畿内、内国相对的“四方”乃西周金文常见语，作为西周外服政区意义上的“四方”最显著的语例出自夨令方彝所载“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及“眔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综合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来看，“四方”泛指外服地区的诸侯邦国。

承自商代外服的西周畿外“四方”中仍存在不少未臣服的地方邦国。如西周昭、穆、厉、宣时期，周王常派王室虎臣联合诸侯之军共同讨伐东夷、南夷诸邦，其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外服的政治势力范围。同时，自成王推行封建确立外服地区的政治格局框架后，对外方势力的征讨还会出现王命诸侯之师讨伐那些未服的诸邦，并逐步将它们纳入西周外服政治体系内。

进入西周中期，被周人征服的外方诸邦已经成为外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大诸侯—普通诸侯—附庸”加未服“外方”的政治结构。与此同时，原殷外服地区诸邦在周王和大诸侯的持续征讨下，其内部亦不断分化、裂变，总体趋势是逐渐臣服于周，形成了“大诸侯—普通诸侯—附庸”的政治等级秩序。

西周外服体系的演变及其政治结构的发展势必会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这种具有“等类化”的政治秩序又会为西周外服体系的扩张提供一定的“制度”参照。经过持续不断征服、改造，西周外服体系大致形成了“大诸侯—普通诸侯—附庸/诸邦—外方”的“等类化”新秩序。

“五服”体系与早期天下观

以上所论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形成的外服“等类化”秩序，也可与传世文献记载的“五服”体系相联系。《国语·周语》这样记载西周外服的“五服”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顾颉刚认为《国语》记载的五服制是西周确实存在过的，并指出五服之“服”是部分或分类的意思，而不是地域分界。

第一等类为“甸服”。“甸”通“田”，商代外服体系中的“田”是由商王在王畿外侯国附近设置田官而发展成的诸侯国，“甸”（田）之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变成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外服政区，从而与商代畿内政区地位大致相当。《国语集解》所注“犹以王畿为甸服者”（甸服如同王畿的政治地位）亦合此意。如前所论，西周早期封建诸侯中“诸侯长”与畿内公、卿很多是同出一族的兄弟关系，故在政治宗法地位上二者也相近。因此“甸服”应为外服地区的“诸侯长”。

第二等类为“侯服”。《国语集解》注曰：“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这是按照五百里一圻来解释，认为侯服即指王畿以外方五百里的诸侯所在区域，这应是后人理想化的一种表述。实际上“侯服”是指周王对殷外服改造过程中赐予“侯”称的一类诸侯，西周的金文和文献已证明“侯”为册命诸侯的专称。这里的“侯服”实泛指分封的诸侯们，它包括西周分封的同姓普通诸侯和异姓诸侯，而“甸服”之诸侯长已不在此列。

第三等类为“宾服”，包含侯、卫。在西周外服体系里，原殷旧外服“侯、卫”是有别于西周新封的同姓、异姓诸侯。他们在周人的外服改造过程中沦为周的宾服对象。所谓“宾”，即相较于周之同姓、姻亲及功勋诸侯而言，“侯、卫”是他者的身份，故以“宾”称之。当然，随着周人外服改造的不断推进，这些殷旧外服“侯、卫”诸邦也有分化的趋势，其中有些转为异姓诸侯或大诸侯的附庸。

第四等类为“要服”与“荒服”，包含周之外方蛮夷与戎狄诸邦。《国语集解》这样解释要服：“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之也。”又注荒服曰：“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与戎狄同俗，故谓之荒，荒忽无常之言也。”周王与外方诸邦的关系为“结好”要盟与“荒忽无常”式叛服不定，此与金文、文献所反映的昭穆至厉宣时期，周王对东夷、南淮夷诸邦的征伐过程相契合。

综上所述，西周外服体系在周王不断实施对原殷外服及外方诸邦的征伐过程中，逐步将原本对立的殷遗旧邦、异族之邦纳入王朝统治之下，这不仅反映了西周外服体系的发展过程，也说明其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政治体系。

从殷周之际的小邦周，到周初行分封以拓“四方”，再到西周中晚期形成的四等类“五服”体系，此一扩张的趋势不言自明。当那些曾经属于化外的异族之邦及边裔族邦也被纳入周王朝的外服体系中，也就“造成古代以姓族为集群条件的局面发生改观，转而成为以诸族相融合的新组合”即“华夏国家”。为了更好治理广域国家及其臣民，周人提出“崇德治民”。“天下”一词较早见于西周中期豳公盨铭文“民好明德，任在天下”，裘锡圭指出这里的“任在天下”即以德“向民”的表现，也就是说“天下”指与“王”对言的“臣”“民”。这就与《诗经·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臣”意涵一致。回归到豳公盨“天……生我王，作臣。厥美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的语义来看，周人创造性提出以“德”治理“天下”“臣民”，这昭示了周人以文化认同的观念来构建“天下”，这对当时各族邦适应并融入西周外服体系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