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列宁与图书馆

列宁曾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正是对这句箴言最鲜活的诠释。从青年时代的求知若渴，到流亡岁月的理论淬炼，从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再到国家建设的宏观布局，他总是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到图书馆博览群书、探赜索隐，研精覃思、笔耕不辍。可以说，图书馆成为列宁探索真理、构建理论体系的精神殿堂和革命工具，为其成长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1870年4月，列宁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市（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其父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曾担任国民教育总监；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学教员。列宁五岁就跟母亲学习读书，父亲常从图书馆借阅少儿读物供其阅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使得列宁自幼便对阅读产生了浓厚兴趣。入中学后，为了获得丰富的知识，列宁充分利用家乡卡拉姆津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资源，广泛查阅并系统整理有用资料，同时做了大量摘录和笔记。与他同桌数年的同学回忆道：“他写作文时总是很细心的，常常从当时的卡拉姆津图书馆借来的书中作摘录。”

　　1887年，列宁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外，他积极利用一切时间，在喀山大学的图书馆刻苦读书和从事研究工作。因参与学生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喀山大学开除后，他并未停止求知，反而将图书馆变为新的课堂。在亲属的帮助下，他得到从喀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和杂志，进行广泛阅读。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著作为列宁打开了理解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本质的大门，并在其心底深深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1889年迁居到萨马拉后，他继续利用图书馆开展学习研究。在萨马拉公共图书馆，列宁深入研究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以及当时俄国和欧洲的书籍资料，并逐渐成长为富有深刻而全面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圣彼得堡后，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借阅了大批所需图书，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1895年，因领导圣彼得堡工人运动，列宁再次被捕入狱。虽身陷囹圄，但他未曾停止过阅读。不仅积极利用监狱里的图书馆，还设法让姐姐安娜·伊利尼奇娜从监狱外的图书馆为自己借书和送书。监禁期间，列宁目不窥园、手不释卷，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书中大量引用图书馆的档案、资料，成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1897年2月，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临出发前，他还利用被允许看望母亲的三天时间到鲁勉采夫博物馆图书馆搜集了许多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材料。流放途中，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每天来回要走五俄里到尤金图书馆搜集、查阅、摘录各种文献资料。此外，列宁还常到市立图书馆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流放至舒申斯克村后，他在与家人的通信中，仍竭力设法借阅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图书。

　　侨居国外期间，列宁靠掌握的几种外语，在欧洲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1902年，他在当时世界上藏书最丰富、设备最完善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深入研究伦敦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状况，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研读让他完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纲领——《怎么办？》的最终版本。1907年至1917年，列宁先后侨居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在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巴黎等城市的图书馆，列宁系统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工人运动史，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理论著作。1908年，在日内瓦的“读者协会”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地，列宁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哲学著作的部分章节。

　　在瑞士苏黎世期间，列宁每天都在图书馆度过。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1916年秋天和1917年初，伊里奇集中全副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他尽量利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他每天正九点到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十二点十分正回到家里（十二点至一点图书馆停止开放），午饭后再到图书馆去，一直坐到下午六点。”在这里，列宁阅读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等大量书刊，翻阅了从英、法、俄、德、奥等国来的大量报刊，最终完成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时，列宁还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翻阅了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书籍，并将材料汇集成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后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代表作。该书对革命与国家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列宁“不论是对图书馆构造本身，还是对为图书馆规定的各种制度、简报、借阅办法、检查制度、收藏制度、图书整理，卡片格式、编目简报，等等无不感到极大兴趣”。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将图书馆从理论源泉升级为国家战略工具。他对沙皇政府时期图书馆只对学者、教授和其他专家开放，而限制书籍在平民之间流传的做法表示愤慨，提出：“衡量教育工作是否安排得合理，要看有多少书被读者借回家去，要看为多数居民提供了什么方便条件。”为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列宁提出了社会利用图书馆的主要原则和建立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任务，要求有关部门“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掀起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人民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保护图书馆及其藏书的管理条例》《图书馆、书库和所有藏书的征用办法》《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等条例规定，各种集中化图书馆系统相继建立，馆际借阅系统与工农阅览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图书俱乐部和图书馆网络。到列宁逝世时，苏联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图书馆网络，甚至在每一个乡村都建立起阅览室。

　　尽管这一时期公务缠身，列宁仍坚持在繁忙间隙利用图书馆资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学说。例如，列宁写的那张希望得到在德国出版的图书书单就是一个实例，其内容涉及“一、有关下列不同政治派别的各个政党及会议的小册子和记录：（1）共产党人，（2）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3）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4）独立工人政党（左翼的和右翼的）。二、《光明社》派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和平主义的和批判性的作品，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评价、结论等等。三、现代经济：战争的结果，经济恢复工作，工农业等方面的战后任务（特别是小册子、书和记录）。四、预订几份给共产国际，给四至六所大学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及其他单位《红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汉堡人民报》各个方面的新书目录诸如此类”。

　　从图书馆到历史舞台，列宁用其伟大的一生证明了思想的重量足以撼动人类的文明进程。在知识殿堂的阶梯上，他完成了从读者到革命家、从理论家到战略家的多重飞跃，最终让思想本身成为改变世界的最大物质力量——这恰是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生动诠释。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