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的产业排挤效应

    台教育主管部门最近很忙，忙着安排蔡英文出席全台大专校院校长会议，忙着处理大学因跟不上产业趋势而停招的55个系，忙着核准成立22个新系所，忙着安排迭床架屋的“半导体产业学院”并核实新进 “加官进禄”的官员外，也忙着研究“科技部”转型“国科会”、新成立的“数字发展部”对大学的影响。另外还必须忙着高中“课纲修订”、“母语教学”等政治导向的政策，确实忙得“不可开交”!

　　蔡英文建议大学应积极改革，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鼓励学校发展个别特色、建立“产学共创”学院模式、促进技职教育发展，以及“2030双语政策”等。蔡英文的建议是“旧瓶装新酒”的老梗，了无创意，台当局抱残守缺规划的老梗政策，却要大学搞创新，会不会太沉重?

　　事实上，台当局委任台教育主管部门接手产业转型的任务无非是加强人才培育的力道，但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个 “外行领导内行”的作法。台当局介入 “产学共创”从来就是效果不彰的政策，产业转型是个全方位的复杂工作，科技人才培育只是其中一环。台当局赶流行、大内宣搞哗众取宠、独尊信息科技，在既有体系中迭床架屋独尊特定领域科技教育，置正常基础科教于不顾，其他STEM (科学、技术、数学、工程)及基础科技教育的排挤效应怎么安排?师资问题如何解决?政府过度乐观是出于真心?还是另有盘算?

　　靠大学搞研发以促进产业转型本来就不应该是政策的首选，官僚系统缺乏科技背景及产业经验，以产学合作政策下指导棋，强力介入产业发展，确实值得重新检讨。台湾学界创新资源有限，台教育主管部门凡事巨细靡遗的官僚式管理更是技术创新的“真正阻力”。

　　台当局这次的改革方向仍沿袭传统的“供给面”线性思维：积极介入产学合作、设定特定产业族群、设立专责机构等措施，恐有科技资源过度倾斜、分配不公的疑虑，造成所谓 “荷兰病”现象。在此政策架构下，学界拿了预算，大搞 “嘉年华会”式的孵化加速、产学合作、技术移转，但忽略了“真正的科技创新是掌握在少数菁英手上”，而不是“人多好办事”打群架的外行作法!

　　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须与时俱进，随着全球产业生态系统而调整，并创造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台积电的傲人成就令人羡慕，但近来因扩厂计划不断，其耗费岛内资源，包括专业科技人才等非常惊人，让其他产业难有资源来发展，产生“产业排挤”的现象不容忽视。

　　虽然新兴元宇宙产业让业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数位转型”、“数位汇流”所衍生的社会、经济、法律、智财权归属、技术转型等问题也尚待规画处理，绝非一句“产学共创”或产学合作可轻易带过，全方位产业转型的系统问题也必须同时检讨。

　　科技资源的分配更应注重在其公平性及适用性，人工智能及区块链技术发展日趋成熟，碎片化、切片化、分布式经济的先导结构(precursor)已悄然形成，竞争优势也由原来成本导向的大宗标准产品、普及化市场，逐渐发展为以重视丰富内容的产品信息为依归，追求以专业化、客制化为基础的智能经营，将制造与服务融为一体，这些产业转型的需求也远非产学合作计划所能逹成!

　　台当局“产学共创”政策应该有创新前瞻的大格局，加速为台湾塑造一个“活化均衡”的生态系统，产业转型的工作应由企业来完成，只要台教育主管部门能松绑若干限制，台湾本身的教育体制已足以完成科技人才培育的工作，过度政策干预反而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的共富目标。(作者为阳明交通大学科管所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