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布有关疫情谣言，周玉蔻会被判有罪吗？

台湾媒体人周玉蔻说4月14日恩恩病殁当天“新北市卫生局没有人值班，没有人接电话”，新北卫生局痛批周玉蔻造谣抹黑。（台湾《中国时报》资料照片）

喜欢或不喜欢，周玉蔻的“造谣经济链”有资格在台湾的历史留下一页。别人不敢讲的，她讲；别人不做的，她做，藉由满足当权者的需求来获得标案与曝光，这是周玉蔻的成功模式，也是台湾社会该有的反思。

虽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到鬼，例如周玉蔻指控“马英九拿顶新集团秘密献金”，法院判赔180万元（新台币，下同）；“郭台铭捐3亿元政治献金给连胜文”，法院判赔200万元；但是周玉蔻因此得到的通告费，又何止380万？更不用说影响力所带来的台当局标案资源。周玉蔻证明在今天的台湾，造谣所能带来的经济收入，可以大于潜在的法律赔偿。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提出“观点的利伯维尔场”理论，认为“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但在社群网络时代，“筛选信息”比“获得信息”更困难，也就让通路的力量凌驾于内容本身──再好的产品上不了大卖场也是白搭。到底“真理”是否还能够在言论市场脱颖而出，已经成为一个问号。

现在的台湾不是没有真实的信息，而是民进党当局藉由资源笼络媒体，让对其友善的言论获得不成比例的曝光，而质疑的言论被边缘化，这是台湾人民亲身感受。霍姆斯没有预见到信息的泛滥导致言论的市场失灵，而所谓“公正的第三方监督”也有操作性的问题；民间的查核组织期待台当局的资源，难以保持中立。

民事侵权，赔钱就好，但最近周玉蔻走得更远。她说4月14日恩恩病殁当天“新北市卫生局没有人值班，没有人接电话”，已被证明不是事实；这是否构成“散播有关疫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足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值得探究。

台湾地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将散播疫情谣言的刑度提高，是为了避免造成民众恐慌、决策错误而对社会、经济造成冲击。而除此之外，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健康食品管理法”与“药事法”等规定，也都有类似处罚规定。实务上连“谎称某方法对新冠肺炎有疗效”也曾认定构成“有关疫情之谣言”，予以开罚。

换句话说，不只是疫情本身，任何会造成民众恐慌，对疫情做出错误判断的不实信息，都在法条的处罚范围之内。想象某甲说“疫情指挥中心没人值班”，这当然会是“有关疫情之谣言”；那么周玉蔻谎称“新北市卫生局没有人值班，没有人接电话”同样导致民众对新北市政府的不信任，也应该成罪。

“散布有关疫情谣言”已经不是周玉蔻用通告费就能摆平，接下来周玉蔻会否因为对民进党友善而获得司法的双重标准，也就反映了台湾所谓“民主”的质量。霍姆斯说“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包括在戏院中谎称失火”，在疫情期间误导民众不相信防疫单位的信息，也正是如此。（作者练鸿庆为岛内政治幕僚/来源：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