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超额死亡率” 谁造成的？

BA.4或BA.5的变异病毒株进来台湾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要引起像BA.1或BA.2的超额死亡，绝对不能只由实验室的数据、与肺部组织的亲和力数据就能简单预测。在历史上多的是毒性高的病毒株却造成低死亡，最明显的就是2009年的新型流感。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当时以台湾“中研院”院士之尊，预测台湾将有7000人死亡，但结果只死亡41人。因为当时是马英九执政事情，只是沿用了2003年SARS的作法，就轻松的将死亡率降到非常低。若再回来看看现在的民进党当局，还真的能把一个死亡率只有万分之3的新冠，快要搞到自己预测的7000人死亡了。

另外一成功的例子就是肠病毒，当台湾前一阵子正在苦恼于新冠脑炎无计可施时，台湾曾经将脑炎的鼻祖肠病毒脑炎压到零死亡率。各个县市比较的不是谁死得比较少，而是谁敢出现死亡病例。肠病毒是一个既没有药物，也没有疫苗的疾病，防治的真功夫完全取决于对疾病的了解及下手的准确程度。

肠病毒死亡的成功防治关键，就在最近被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公开划清界线的1922。1922自设立以来就是“疾病管制署”与民众沟通的唯一渠道，他的设立和所有台当局机关的软硬件架构一样都是委托民间建构，难不成要官员自己去盖房子。但盖了房子后住进去的人当然是官员，运作当然也是官方的运作。

1922的运作在肠病毒防治时发挥到了极致，当初台当局部门就是认定肠病毒的死亡就是就医延误，特别命令1922担负起排除医疗障碍的重任。先设立简单的333就医指南，民众只要符合标准就可以立即找1922调床，1922也因为直通“疾病管制署”，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床位，再通知地方消防局救护车协助载运。这就是肠病毒能够防制到零死亡的关键，完全扫除了医疗障碍。这也是恩恩找不到床致死的原因，因为1922没找到床就要求消防局的救护车出动在街上乱窜找床，去年发生的防疫出租车乱窜找床，今年换成救护车，去年是入境旅客或接触者，不会死亡，今年可是确诊的危重症，乱窜找床当然会出人命。

在疫情大流行时如何畅通传染病人的就医流程，不但可减少传染病人在外乱窜所造成的传播，也是降低死亡率的最重要方法，即使像肠病毒这种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的疾病亦然。想到这里就让我们很难原谅民进党当局，对于一个低死亡率又有药及疫苗的奥密克戎，竟然能够搞出超额死亡。而且还能将基础死亡率也翻了一翻，因为所建立的就医障碍不但阻碍了新冠危重病人的就医，还因为腾出3成的病房当作专责病房，连常规医疗的危重症病人都无法顺畅就医，才会共同提升了基础死亡率，创建了台湾的超额死亡率。

这些就医障碍影响深远，医护同仁看到病人就被训练成必须先排除新冠，碰到了以前新冠检验困难，排除也异常困难时，就会严重阻碍了危重症的就医，院外死亡、就医延误死亡大增。对陪探病的的要求，就是阻碍了新冠家属探视小殓的机会，在24小时火化政策下又没法大殓时，就是老百姓反抗立即火化的怒火源头。为什么以前也立即火化，但没人抗议，因为没有探病障碍，家属看了小殓后，心情平复，就不会再抱怨了。

现在的超高死亡率绝对是台当局故意不作为所致，台当局以保障医疗量能之名，行减收病人之实，是罪魁祸首。不论公私立医疗机构都是自负盈亏，碰到这种情况，当然会以收轻症病人来填补，造成的结果就是确诊的危重症收不进来，非确诊的危重症也收不进来。进得来的全是利润高的确诊轻症，这就是目前危重症大量飘荡在外的原因，死亡率当然超额。以前也是如此，没有出现超额死亡，因为1922发挥了控床的作用，恩恩爸爸的乱咬，加上“指挥中心”无情与1922切割，坐实民进党当局根本不想降低死亡率。现在的问题都不想解决，BA.4与BA.5来时，老百姓对民进党官员更不必抱存太大的期望了。（作者王任贤为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来源：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