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根深：集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

他是外交官，曾作为欧盟驻华大使见证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风风雨雨；他也是一名汉学家，著有欧美汉学研究必备参考书《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他就是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个以新的视角、观点和思想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人。

与中文结缘

1941年出生于英国小镇的魏根深，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他的父母极为重视教育。1960年，魏根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奖学金，并进入国王学院学习历史，但他很快因为大学历史课所讲的内容与高中时期并无二致而感到厌倦。偶然的一天，他在逛剑桥书店时，翻到了两册残破的《汉语初级教科书》，一个个优美的汉字映入了他的眼帘，魏根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决定买下这两本书，并开始自学汉语。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魏根深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位东方学系学长的推荐下，他常常光顾一家名为“杭州饭店”的中餐馆。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汉语老师”——与他年纪相仿的餐馆伙计侯新球，他们二人相约在侯新球的休息时间互相教授对方英语和汉语。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后，魏根深发现侯新球告诉他的发音和教科书上的发音对应不上，他去请教了之前的那位学长，学长告诉他侯新球所说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香港地区的方言。虽然魏根深的汉语水平没有提升多少，但他却从侯新球口中听到了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魏根深曾说，学习中文的过程，也是他接触、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过程。

在自学汉语一年后，魏根深希望可以聚精会神专攻中国史，于是他向学院的教授提交了转专业申请，并在半年后成功转入东方学系。当时的东方学系，课程设置虽然齐全，但学生并不多。因为冷战的原因，俄语学习是大势所趋，如果换学中文的话，工作并不好找，可是魏根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汉语以及中国历史的学习中。

从外教到欧盟驻华大使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中国，魏根深一直在寻找前往中国的机会，在东方学系就读期间，他曾前往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办事处谋求职位，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在他愈加沮丧之际，1964年5月，魏根深收到了办事处邀请他前往中国的明信片。魏根深抓住了这次机会，第一次踏上了他畅想千万遍的中国土地，并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担任了两年的英文教师。刚到中国时，魏根深并不会说现代汉语，但他对一切充满了兴趣，课余时间积极参加中文课程班，并通过电台广播练习听力。有时，他还会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兼职做英文配音，他的中文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66年，魏根深结束了两年的中国之旅，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时期，美国国内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已经由欧洲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区域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这与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中偏向文献解读、翻译的方式截然不同。1970年，在宋史专家刘子健和美国汉学家牟复礼的指导下，魏根深以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完成了名为《中国价格历史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该文以陕西北部的农作物价格变动为观察对象，集微观观察与宏观思考于一体。1971年，身为伦敦大学副教授的魏根深访学哈佛大学，哈佛任教的费正清在看过他写的研究笔记后，大加赞赏。1973年，魏根深在费正清的帮助下，授权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

1974年，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希望发展同亚洲各国的关系，开始物色熟悉东方的人才前往日本任职，魏根深在一位法国政要的推荐下成功入围，自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的第二年，魏根深接到了新的任务，即参与到欧共体与中国的建交中。对于这段岁月，魏根深曾说：“我参与了欧委会委员对中国的所有访问，也参与了欧共体与中国建交的全程谈判。”这期间，他曾经同邓小平一起共过餐，后来，他十分骄傲地把这段往事写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

在中国任职期间，魏根深常去偏远山村调研义务教育的情况，除此之外，魏根深还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持推动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建立。在任职的7年间，魏根深一直积极推动欧盟的对华援助，且多用于教育合作。这些深入的实地考察以及同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使魏根深从深层次、多角度审视中国文化。长期的外交活动，更赋予了他全球视角，更好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魏根深卸下了身为外交官的职责，重新进入曾经工作过的哈佛大学，回归到了他心心念的学术道路上。2005年，他先后到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些经历让他获得了同中国史学界交流的机会。

沥尽心血撰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担任外交官期间，魏根深说他的休息只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外出旅行，其二便是写作。由于工作繁忙，实际上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在2001年回到哈佛大学前，魏根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的修订工作上。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13年出版不同版本。魏根深多次修订后的《中国历史新手册》于2014年荣获“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奖，魏根深也由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获奖并不是终点，2015年，魏根深接着推出了第四版，新书增加许多新内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写，总词量相比1998年第一版的32万词，增长到了152万词。

2016年，在众多中国史专家的参与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魏根深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多方面优势，更容易以一种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诚然，西方学者出于知识体系及学术训练不同，难免从自身的角度与立场书写中国史，但他们独特的视角与比较的方法，也让国内的中国史研究者受益匪浅，这也是本书受到国内史学界广泛好评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前言部分，魏根深提出了他写作本书的四个主要目标：第一，向拥有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的读者介绍从史前至二十一世纪的相关资料以及新的研究成果；第二，向学者们介绍中国历史的辅助学科，包括地形学、古代文献学、古代史学等；第三，介绍涉及中国史范围内当下焦点以及争论问题的重要二手资料；第四，利用电子资源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分析等。魏根深试图为非汉语学者提供便利，亦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崛起后，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下，魏根深回应西方世界关切的强烈现实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变得十分必要。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援引的学术成果极为丰富，既包括10391种原始资料，也包括二手资料和数据库，涵盖了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论著，真可谓“学贯中西”。中译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分为3册，由14篇组成，与英文原版相当。其中1—9篇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地理、教育、思想、文学、饮食、史学编撰等；10—13篇则通过断代的方式阐述了先秦以来的历史演进；第14篇为目录学，其中不光介绍了竹简、收藏、类书等知识，甚至还罗列了当代的图书馆、书店，可谓包罗万象。

作为一位局外人，魏根深以世界史的视野，尽量以冷静、中立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演变的方式值得史学研究者学习。即使在获得“儒莲奖”后，魏根深也从未懈怠。2022年，最新版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出版，魏根深一如既往地回应读者提出的问题，同时加入近几年中西方最新的学术成果，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研究指南。

作为一名外交官，魏根深的外交生涯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名汉学家，他的学术贡献巨大。这就是身兼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的魏根深，一位传奇的外交官，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