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卜弼德：以毕生精力推动汉学成为学界热门学科

1936年的春天，美国汉学家圈子里在流传一本质量很高的论文册子，它并非是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集，而是一本优雅精致的论文手写稿结集。它的作者叫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这是他四年来的汉学成果集，书名为《胡天汉月方诸》，意为“北方草原天空中的汉月镜像”，象征着“胡汉文化”的水乳交融。该书的写作主题是探寻中国典籍中汉语音译词的阿尔泰语源，并试图廓清汉民族与阿尔泰民族的交往交流史。尽管该书仅私人印刷了13本，但引起美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胡天汉月”的恢弘气象，也昭示着卜弼德式“全球汉学”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从沙俄旧贵族到汉学大家

1903年4月8日，卜弼德出生于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公元1003年的Cuno男爵，男爵后裔在13世纪移民到爱沙尼亚并建立了波罗的海家族分支，1721年，彼得大帝吞并了爱沙尼亚，卜弼德家族也加入俄国。直至20世纪初，卜弼德家族仍是一个军人贵族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卜弼德正就读于一所军事院校，其少年时便善记忆，对世界各国的军舰名称、种类、吨位如数家珍。1915年，沙俄国内政局动荡，他所就读的军事院校被关停，无奈前往中国的哈尔滨避难，也正是这一段经历，让他与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弼德在哈尔滨学习中文时，其学术兴趣从军事战略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后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学习语言学。稍后，他又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东方语言学，于1924年获得东方语言学学士学位。同年，他开始研究生学习，以“东方语言助教”的身份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受益于伯克利大学的丰富学术资源，卜弼德有机会在诸多学术领域深耕，对日语、梵语、闪米特语、哈密特语及亚述—巴比伦语等东方语言均有广泛的涉猎。在治学方法上，则深受沙畹、伯希和等法兰西学派的内亚视野和考据风格的影响，并吸收了博厄斯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1930年，卜弼德凭借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兵法——基于〈李卫公问对〉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对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进行了详细译注，并结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兵书典籍，探讨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方法，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卜弼德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1932年7月，卜弼德受聘于伯克利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教师。

未过几年，卜弼德便凭借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东方学课程讲座在美国汉学界声名大振，3次获得被认为是国际科学艺术领域最重要奖项之一的古根海姆奖。1940年，卜弼德成为伯克利东语系系主任，开创了东方语言系杰出的时代。1960年，继佛狄南·烈辛之后，卜弼德以卓越的教研能力出任伯克利东语系第五任阿加西东方语言与文学讲师，后于1964年接任美国东方学会主席。在长达30余年的教研生涯中，卜弼德不仅贡献了大量优秀学术成果，也为美国汉学界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开创了“卜派汉学”，以毕生精力推动汉学成为美国学界的热门学科。

诗史译证引领汉学风尚

卜弼德在西方汉学界以博学深邃著称，治学理念与学术风格延续了加州大学伯克利东语系重视语言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优秀传统，坚决抵制“语言帝国主义”倾向，追求读懂中国典籍、融入中国历史的崇高境界。卜弼德在194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学术理想，“东方学系及相关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应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中国的发展应被放置于欧亚大陆的总体发展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开展研究应格外注重古代中国与草原邻国、草原邻国与欧亚远西地区在语言、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卜弼德摒弃了传统内亚史观，仿照远东一词创造了“远西”一词，以凸显他的历史平等观与全球史观。

卜弼德致力于各种文献的语言学分析，撰写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文章都未发表或出版，而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学家圈子中流传。根据1972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所刊马萨诸塞大学汉学家柯恩编撰的《卜弼德论著目录》，卜弼德共出版学术专著6部，论文集2部，即《胡天汉月方诸》和《爱文庐札记》，另有公开发表文章21篇，其中不少文章均已散佚。

卜弼德一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其一是中国语言和文字研究。卜弼德继承了芬兰学者兰司铁的阿尔泰语系观念，致力于探究阿尔泰语与汉语的关系，创制了“Sino-Altaica”（汉—阿尔泰学）一词。卜弼德经常通过一字一句的考释，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如他在《中国的狮子》一文中将“狮子”一词的演变追溯到藏语、普查语及梵语，从语言学角度解读汉民族与异域民族的交流史。

就中国文字性质的问题，卜弼德在1936至1940年间与另一位西方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顾立雅展开过激烈论战。卜弼德完成了古汉语二项式表达的研究，并长期致力于建立完整汉字符号系统的尝试。

其二是中国中古民族史研究。代表作便是《胡天汉月方诸》。魏晋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交流和融合时期，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至中原定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灵活性。卜弼德坚持全球史观，将研究视野放置于中国北部边疆，他的《拓跋魏的语言》一文借助白鸟库吉、伯希和的中文——鲜卑语对应关系研究成果，对中古史料存留的有关拓跋部的只言片语进行词源、词根考析，指出拓跋魏名字的意义应为“穿过山的人”“山那边的人”，最终认定拓跋词汇属于突厥语，又混合了蒙古语元素。这是卜弼德借助音韵学知识研究中古民族史的典型，他还通过分析汉语音译的柔然语名字认定柔然语属于蒙古语系，《匈奴语言中一个突厥词汇》《东亚语言中狼、马、龙的词源学探讨》等文章也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华夏民族与中亚民族的文化交流问题。他还为《魏书·铁弗刘虎传》《晋书·赫连勃勃传》《周书》《北史》进行了精彩的翻译与注解，丰富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认识。

其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翻译研究。1954年夏天，卜弼德整理出版了一部简短精炼的文章合集——《爱文庐札记》，每篇文章的篇幅都经过精心设计，一张打印纸即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学术论文，其中《论中国诗歌中的隐式骈文》《论中国诗歌中的隐式谓语》《论杜甫诗歌的通俗性》等文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有趣的是，他对古代诗歌的翻译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叹的创造，以拉丁语为词根，发明了“teknarch”和“chemromastic”等表意深刻的新造词，而这种英语语言的开发也被学界慢慢接受，李约瑟指出，“以这种方式解读古代中国技术术语是学术上的必要，精确必会战胜保守主义”。

其四是传记和哲学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是《孔子小传》和《老子小传》，卜弼德的写作目标并非是单纯介绍传记主生平，而是试图摆脱翻译过程中传统英语的刻板化表达，澄清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中关键术语的真正含义，致力于“君子”“政”“德”“礼”“义”等术语的字形结构及其远古词源的研究，阐明自己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子哲学的自我认知。他经常自称孔子门徒，身边人也打趣他具有儒家的尊严和礼仪感。

1972年6月，卜弼德病逝。卜弼德生前一直忧心美国汉学界的发展前景，曾不止一次讽刺学术生活的计算机化，但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引领着美国汉学界的发展。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学生将“卜派汉学”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学术风尚。我国翻译家王靖献认为，“卜派汉学”讲求对中国典籍的把握，对字词、章句性质的了解，探索文字的源头，分析文字的发展，凡事讲求历代字书的证据为依托，辅之西方文字训诂学理论，不惜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相违背，将“汉学”作为直指古典的学术探索。

“卜派汉学”的跨文化汉字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格外重视对隋唐以前传世文献的解读，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另一方面，他明显对明清以后的中国学术传承重视不足，在一些考据工作上做了重复性劳动。他对甲骨文释读成果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这些新发现（甲骨文等）对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关键问题，即字与词的关系，是一个障碍”，中国国内的古文字学研究造成了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分离。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国际汉学界的重要地位。

推动中华文化的普及和国际化

自1940年开始，卜弼德便担任伯克利东语系系主任，他的教学风格和研究取向奠定了东语系的发展基调，引领了纯正的学风建设。他认为，学者的追求应是对知识的沉思珍惜，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他人的永恒指导，在此理念的支撑下，他开创了“中国词典和书目”“东亚全典”等一系列原创性课程，引进大量东方语言学课程，鼓励学生们广泛学习各种语言，拓展学术视野，在读懂典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同时，他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通识教育讲师，开设多年的“中国文明”“孔子的生平和时代”课程吸引了大量师生前来旁听，提高了伯克利师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鉴赏能力。作为系主任，卜弼德也广聘名师，给予黑尔芬、奥利什基、玛丽·哈斯、斯泰宁等学者优渥待遇，培养了薛爱华、鲁道夫、司礼义、马瑞志等国际知名的优秀汉学家。

在卜弼德的带领下，伯克利东语系举办了东方主题的研究会议，创立东方学术讨论会和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每月定期聚集旧金山湾区的亚洲研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使研究成果的受众普及更加广泛，成功扩大了伯克利东语系的影响力。此外，卜弼德也积极开展个人演讲，如1960年以“翻译之莫尔（The Moil of Translation）”为题开展系列演讲，1964年在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主席讲话，演讲内容涉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向普通民众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大事刻在石板上，小事记在纸条上”，这是卜弼德写在《胡天汉月方诸》扉页上的自省之语，也是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热爱的汉学事业，正如丰碑上的印记，被世人铭记。